□晏扬
全国人大代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税收应该法定,非税收入也应该法定,收税也好、收费也好,都要经过法定程序。(3月12日《新京报》)
这些年来,“税收法定”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简单地说,只有法律才能决定政府征什么税、征多少税；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没有相应法律的授权,则政府不能征收某种税,公民也没有缴纳该税的义务。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0年全面实现税收法定,即此前由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征税的条例,都将在2020年之前上升为法律,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立法予以确定。
在我们国家,政府收入中不仅有税,还有费,很多收费在预算里构成了政府性基金。对于政府来说,收费叫非税收入；对于老百姓来说,税也好、费也罢,其实都是交钱。
各种税收要法定,各种收费自然也需要法定。这不仅在道理上符合逻辑,而且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立法法》明确,“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只能制定法律”,这实际上给非税收入法定提供了法理依据。民众向政府纳税缴费,政府用税收和非税收入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政府与民众之间最重要、最本质的关系,不管是征税还是收费都涉及民众的财产权,所以都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来明确征收机关的权力以及企业和公民的义务。
实际上,多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致力于减税清费,明确强调“凡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性收费一律取消”,从而大大减轻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同时,这项工作也为非税收入法定扫除了诸多障碍。
如果说税收法定是给税收套上法律的笼头,那么,非税收入法定就是将收费关进法律的笼子。什么费用可以收、收多少,完全由法律来规定,各地按照法律来执行,这样收费的确定性大大增强,避免一些地方和部门巧立名目乱收费,收费的随意性受到遏制,政府的非税收入由此变成了明白账。与此同时,对于该缴什么费、不该缴什么费,企业和个人也都有一本明白账,有利于督促他们自觉履行法律义务。
正如尹中卿所言,税收法定并不是简单地把税收条例都变成法律,而是要通过税收法定的过程,重构和完善中国的税制体系,建立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税收体系。同样,非税收入法定,不只是着眼于防止乱收费,也不只是着眼于为社会减负,更是着眼于把非税收入收好、管好、用好,既体现公平又兼顾效率,最终为发展添动力、为民众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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