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不少沉迷于“中国趣味”的日本文人亲身考察中国社会之后,成了地道的“中国通”,影响着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舆论,也影响了近代中日两国关系交往的定位。近日,由翻译家施小炜策划的“东瀛文人·印象中国”(全5册)出版,立体展现了东瀛文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尽管作品中或多或少蕴含着写作者的价值立场,存在不少偏见和谬误,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国内社会对中国的普遍看法,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那一段历史。
本报记者 曲鹏
◎ 日人访华游记视野广阔,有助理性理解中日历史
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与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近代中日两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中国人到日本留学、游历、考察蔚然成风,并撰写了“东游日记”,如张骞《东游日记》、缪荃孙《日本考察事物游记》、黄尊三《日本留学日记》等,为我们了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等提供了宝贵资料。与此同时,近代日本人也撰写了大量的中国游记,仅日本东洋文库所收集的明治以降日本刊行的访华游记就多达四百余种,而这据说不过是“九牛之一毛”。其中有许多作品描述了中国的山川景物、风俗民情,还记录了作者在中国拜会名人的逸事,因而具有史料价值。
二十年前,居于日本的翻译家施小炜策划了一套日人访华游记丛书,计划将当时尚未引起国内重视的日本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的访华杂记、日记、书信等翻译引进国内,并得到了当时也在日本的徐静波、李振声等好友的支持。在卷帙繁多的游记文字中,施小炜将焦点聚集在了以著述为职业的文人的作品上,包括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佐藤春夫《南方纪行》、谷崎润一郎《秦淮之夜》、村松梢风《中国色彩》、内藤湖南《禹域鸿爪》,这些作者有小说家、诗人,还有学者与报人,“都是当世的巨擘俊逸,不惟才情过人,更兼见识出众,其思想、言说,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大部分译稿完成于1998年,然而因版权等问题,辗转二十年后,这套“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终于在今年出版,五部作品的地理跨度从东北到香港,时间跨度从清末到民初,视野之大涵盖政、商、军、学、文艺各界,观察之细深入三教九流、衣食住行,可谓东瀛文人眼中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生活的立体画卷。
在施小炜看来,这些游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中日两国以及周边有关各国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那一段历史。“在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游记作品中,会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作者对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遗产表现出莫大的倾倒与敬佩的同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甚至露骨地表露出厌恶,言辞有的还会相当尖刻。”
◎ 心怀“中国趣味”,面对羸弱破败之现状
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对作为历史与文化的中国怀有很深的敬意,而对那时羸弱的中国则既同情又不免轻蔑。芥川龙之介的多部作品都已经被译介到中国,他的《中国游记》是一本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中国纪行。他曾熟读《水浒传》《西厢记》《聊斋志异》《金瓶梅》《三国演义》,喜欢汉诗,还创作了许多取材自中国古典的小说。1921年年初,受大阪每日新闻社派遣,他以海外视察员身份访华,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中国漫游,相继游历了上海、杭州、苏州、镇江、扬州、南京、芜湖、九江、庐山、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天津等地。那时的中国正逢乱世,军阀割据,对中国心仪已久的芥川龙之介不加掩饰地流露出了不满与失望。他去看钱塘名妓苏小小的墓,不过是个毫无诗意的土馒头；面对波光粼粼的西湖,好不容易找到了《水浒传》小说般的感觉,却被劝买糖果的小贩打扰了兴趣；古扬州城里找不到杜牧诗句“青山隐隐水迢迢”的情趣,闻着古运河水的臭味,意欲吟怀的诗性大伤……在中国旅游时的所见和芥川心中的中国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相比之下,《中国色彩》的作者村松梢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学养以及原本对中国的兴趣都要弱得多,因而成见和偏见也较为淡薄。在二十世纪的日本文坛,尽管他“连二流也排不上”,但是对异国生活的好奇心和探险精神,使他在1923年的初次上海之行后创造了凝聚上海复杂意象的“魔都”一词。他也写苏州旧城的逼仄、古迹的颓败、市民生活的实相、劳动者谋生的艰难,不管怎样的五色杂陈,却始终带着一种温情,绝无芥川龙之介那样的冷眼和嘲讽。在1923年至1933年的十年间,村松梢风来过中国近十次,他对中国从生疏到熟识、从憧憬到痴迷,甚至幻想若无家累,“就一个人到中国去,寻找一处自己喜欢的地方,在那儿做一个无名的中国人而终老一生”。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成了村松梢风对中国态度的一个分水岭,从此前的中国赞美者骤然变成了日本当局的同调者。
◎ 游山玩水之余 拜会知名人士
在游览山水的同时,日本文人与中国当时的政治家、文人会面过,或交流思想,或切磋文艺。
芥川龙之介曾在章太炎“寒冷彻骨”的书斋里与他见面。“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政治堕落,不正之风公然横行,比起清朝末期来,也许更为猖獗。而在学问艺术方面,尤其窒闷沉滞。”章太炎向芥川滔滔不绝地阐述关于中国的政治、社会话题:“那么要复兴中国,采取何种手段为佳呢?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论具体如何去做,纸上谈兵是无济于事的。古人也曾道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是从一个主张去演绎,而是从无数的事实来归纳,此即为识时务。识时务而后定计划。所谓因时制宜,归根结蒂,无非便是这个意思……”衣着单薄的芥川“听着先生的雄辩,连香烟也忘了吸”。
《禹域鸿爪》的作者、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开山人内藤湖南最早游历中国。1899年9月至11月间访华时,内藤湖南拜会了严复、王修植、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等名流,用笔谈的形式进行交流,议论时局,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关心。内藤湖南见到的张元济颇通英文,“白皙美好之大丈夫”,两人论及康有为给光绪上书主张迁都西安的话题,张元济解释说,迁都之议“不过为暂避外人锋锐之计”,但如果真的施行起来,“京都百万旗民,安土重迁,亦必出而阻挠,而将来宗社之重地,必终至落入俄人之手矣”。
小说家谷崎润一郎曾在1918年和1926年两度来华,结交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一批作家和影剧界人士,《秦淮之夜》中记录了郭沫若、田汉慷慨陈词、控诉西洋列强鱼肉中国、倾吐身为中国青年的忧虑与苦闷的场面。几个人谈到外国资本席卷全世界,谷崎润一郎认为中国国土广大,资源富饶,稍微借点钱也不会有丝毫的影响。郭沫若听后立即予以反驳:“日本是借了钱自己来使用的。而在我国,外国人要来就来,把我们的利益和习惯不放在眼里,他们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建造城市,建造工厂。我们看着他们这样做却一筹莫展,任人蹂躏宰割。我们的这种绝望的、眼睁睁地等待着灭亡的心情,绝不只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日本人没有这样的经历,恐怕很难理解,这使我们青年人的心灵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
《南方纪行》记录了日本作家佐藤春夫1920年到中国后的“初次印象”,书中详细描写了民国初期厦门等地区的市井生活以及漳州之行的所见所闻。佐藤春夫听说陈炯明试图“以中国人自己的双手,在漳州这个偏隅之地建成像上海、广东那样由外国人建造出的文明街市”,一年间就建起了公园、医院、学校,其间免不了强行收税,引发市民不满。对陈炯明在漳州所作所为的介绍,虽然难免道听途说、管窥蠡测之虞,但仍有助于读者了解这段被主流研究所忽视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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