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公贵族、商贾大户不同,平民子弟玩虫则有另外的意趣。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是“文革”后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学校聘用过一位韩姓大爷做传达,那时候他大概也有60多岁了,算来应该是清末民初生人。“文革”时期,社会混乱,没人尊老爱幼,老师都斗过,何况他呢,学生们都管他叫“韩老头子”。
我挺喜欢和韩大爷聊天,因为他小时候玩过蛐蛐,有的聊。我们那所小学校是座大庙改的,据说是孔庙。从建筑格局看,是典型的庙宇形制,坐北朝南,石拱门,一边一个圆形的窗,像是两只大眼,韩大爷的传达室就在东边的这正是大眼睛所在的屋,放了学,有时候不走,就去他屋里和他聊天。我对民国时期人们玩蛐蛐的情况有些微了解,最初就得自他的讲述。
老济南有两重城墙,内城城墙现在仍保留着东南一角,就是解放阁。当时的城墙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建制,外有砖石护卫,很坚固,墙外有护城河,今日仍在。济南号称发多大的水,城里都不会被淹,和有这条护城河有关,水虽大,但都绕城走了,进不了城。济南的外城城墙称为“圩子墙”,当初是为防捻军而建,虽是版筑土墙,但是捻军就没打下济南城来。南圩子墙就是现在文化西路一线,从那儿出去不远,正直向南就是千佛山了,算是郊外。
他那时候逮蛐蛐主要是在南圩子,成年人才有去长清逮蛐蛐的,小孩子跑远了家里不放心,就是去南圩子,大人们也不允许晚上去,怕遇上狼,让狼叼了去。
韩大爷说狼的事,好多同学都不信,都说“别听韩老头子胡说”,不过我还真信。我听我父母说过,他们刚进城的时候,机关设在解放桥外贸易楼附近,今天说起来就是中心医院西邻。那时候各单位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饮食问题,反正外面有的是空地,所以就养了一圈羊,有一回半夜里来了狼,负责警卫的叔叔开了枪,狼临死的时候,忽然扑上来就咬,一口把刺刀咬弯了。“文革”的时候,家长们都下放到了“五七干校”,有两位叔叔在单位算年轻的,负责管理这些爹妈不在身边的孩子们,他是其中之一,很严厉,我们都挺怕他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济南老城区周边还有狼,二十年代肯定狼也少不了。
韩大爷说他们那会儿逮蛐蛐逮了大个的,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就能卖钱了,卖给大人,如果人家相中了,看着给,也不会讲价钱,人家根据蛐蛐的品质,能给三五个“铜板”。现在的孩子可能都没见过铜板,就是晚清、民国以来流通的机制币,紫铜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逮蛐蛐要趁天刚亮,那会儿好逮,逮了一早晨,也饿了,卖掉几条蛐蛐,手里有了钱,就去吃打卤面,两个铜板一碗,要是再加一个铜板,就能吃个“带拐弯的”,他说“就是一份面加两个菜帽”,我理解就是双份的卤子,汤宽料足,想来比较过瘾。不过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因为他这种说法,我后来再没听人说起过。
逮一上午,运气好的话,能卖十几个铜板,吃了打卤面,回家就不用吃饭了,再把剩余的钱交给妈妈,妈妈直夸他懂事,觉得自己和个大人似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剩下卖不掉的蛐蛐就自己养着,斗着玩,里面也有厉害的,一气儿能咬十个八个不败,有一回他的一条蛐蛐在街上咬出了名,有玩家专门找上门,给了一块大洋拿走了。他妈妈高兴地呀,还给他扯了新衣服。不过这种蛐蛐他也就玩过这么一条,再没逮到过。
真的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蛐蛐是他们难得的零食和零花钱,是妈妈的夸奖,是孩子们单纯的快乐。我们上学那会儿,蛐蛐市场早就没有了,卖蛐蛐那叫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尾巴”,得割。我们逮蛐蛐就是为了玩。小男孩都有好胜心,谁都惦记着逮个大王,咬遍全街无敌手。其实那时候生活依然贫困,也有些顾家的孩子,我们忙得昏天黑地在外面逮蛐蛐,人家整个暑假在家里帮着大人糊火柴盒、钉扣子,挣点钱补贴家用。糊一个火柴盒才几厘钱,一家人忙一天也才挣个几毛钱,现在想来怪心酸的。
据秦若轼先生的回忆文章称:
“清末民初济南即有蛐蛐市场,如老城里的布政司小街、南关东燕窝、西关筐市街等,解放前后则在升官街。20世纪50年代初城墙拆除后蛐蛐市场转到林祥门外的小土山(在人民商场西邻)侧的一条弧形小街上……
升官街的蛐蛐集市上,多是由泰安、宁阳、肥城、乐陵等县来的贩子,携带成篮、成筐的蛐蛐,摆摊兜售。”
秦先生提到的布政司小街就是现在的省府东街、省府西街,升官街在光绪壬寅年(1902年)《省城街巷全图》上有载,南临城墙,北拐能通天地坛街。清代的巡抚衙门、民国省政府都设在珍珠泉,出入城,都要走院前街、天地坛,再拐升官街出南门这条路线,所以这条街热闹得很。
济南人中也有以逮虫、售虫为生的,从长清、肥城逮了虫,多数是闷在竹筒里,十四只为一把,只有大的、好的才装在小甏里,最好的叫做筐头,只给大户留着,回了济南,先不回家,挑了担子,先送大户,要的就是风尘仆仆的样,大户挑完了,才去集市售卖。
卖蛐蛐这行当,养活了不少人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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