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一直研究家庭传统文化的兴盛与衰变。家庭文化是迁变的,并不断地突破传统,向新的思维嬗变。研究神秘的11号院,我发现该院真正的院主不是萱堂先生,亦不是嘉音教授,而是余母,一位高腔大嗓、喊一嗓子能吓飞一树麻雀的农村女人。她没有名字,户口本上的名字是她的丈夫萱堂先生给起的,可是她自己写不出来。她会摊煎饼,是那种传统的摊法,用三块石支起一张鏊子,不断把柴草续进去,一边把面糊倒在鏊子上,节奏配合精熟。厨房里便浓烟滚滚,把一座洋气十足的院子改造成农家小院。
这时谦吉里流传着一条野消息,说是圩子外一个种菜人强暴了一位哑女,被公安局抓走了。不久,余母怀里多了一个男婴,说是为她弟弟抚养的儿子。夏日夜晚,谦吉里的男人们又聚在一起,13号院的李明伦先生说,什么人玩什么鸟,武大郎爱玩猫头鹰,三婶子爱玩私孩子。听话听音,不是好话!谁都不知道这话里的含义,却知道他与余母是远房亲戚,三婶子就是余母。
三婶子不懂什么天下大义,就懂钱,对家庭中钱的把持到了垄断地步。据嘉音教授回忆,他尚在襁褓中时,一次萱堂先生把一部分薪金寄回老家孝敬自己的父母,余母知道后一番大闹还不解气,索性扔下他回了娘家,害得医务缠身的萱堂先生没有办法,求得一位保姆代乳。四十年后,余母享受三世同堂,她最小的孙女由她看护,只因与儿子意见不合她便撒手回家,害得嘉音重蹈自己幼年被别人哺乳的覆辙。这是余母的杀手锏,屡试不爽。
余母喜欢恭维,谁恭维她,她会毫不吝啬地掏钱。她还抱养过一个女儿,取名嘉琴。女孩儿家嘴甜,这边厢动动嘴,那边厢就掏钱,买的是个耳顺。偏偏家中的文化人不善甜言,于是为余家积累财富的人手头总是拮据。在余家,知识败给无知,上演着无知无畏、无知蛮横的老戏谱。
萱堂先生在齐鲁大学读书时曾结识一位极有学养的女同窗,事业同路,人生同路。在他们的情感发展到收获季节时,他选择了戛然而止。因为老家的父母给他定了亲,那个等着他的女人就是余母,他不能背信弃义。家道传统是有知者的共识,永远不是无知者的口头禅。
余家的冲突来自那个抱养的婴儿。当他长到惹祸的年龄,余家几十年固守的宁静被打乱,总有邻里找上门来,余母则用她的高腔大嗓回击。一次嘉音质问他的舅舅,你的孩子你不养,为何老放到我家?这话说得极不孝敬,也极忍无可忍。半个世纪以后,嘉音向我说起此事,他的舅舅解放前不务正业,染了一身黄梅大疮,压根不生育。难怪医慈济世的余家出现不和谐的音符。这时我才明白李明伦先生的那句潜台词。
家庭是一个壁垒,壁垒里的是是非非永远说不清,没有人能够介入。粉尘细微,聚而可危,沉积达到一个临界点终要爆炸。在萱堂先生去世几年后,余家分家了。11号院表面依然平静,那棵夹竹桃在这个故事的叙述中渐渐枯萎,最后成了一株枯树。
分家让嘉音备受“不孝”的指责。何为孝?难道就是让做学问的嘉音与一个把种种无知固化成传统的家永远绑在一起,对外宣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就尽孝道了吗?家庭文化总是有叛逆,而嘉音的叛逆是一种革命性的叛逆。
当我再次审视“里”的院落文化,发现它其实是传统家族文化在形式上的固定。如同大宅门第是一个旧家庭文化的“硬件”,所谓诗书礼仪之府、簪缨鼎食之家,是给外人看的。时代的文化潮流在所有角落都冲刷着旧文化的孽痕,是时代之光在家庭文化中催生的演变。于是“里”的约束作用被抵消了。不久,大拆迁来临,所有的人家都固守着自己的家宅,嘉音毅然放弃,带着他的艾菊,带着三个女儿,搬离了父亲曾经引以自豪的11号院。他的走,冲击了余母的利益圈,那才是家族细胞的真正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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