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茂
近几年阅读《宋史》,尤其让我感佩的,是北宋君臣的雅量与襟怀。因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相对公平,士人们得以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所以大臣们犯颜直谏,无所顾忌,加之皇帝大度包容,既不刚愎自用,也不钳制言论,这就保证了北宋朝廷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风清气正的。
其中,广为传颂的是宋太宗与寇准的故事。一日,寇准奏事,一语不合,太宗怒,欲起身离开。寇准居然放胆拉住皇帝的衣裳,让他再次坐下来,事情谈妥了才退下去。对此,皇帝不仅不生气,反而嘉奖寇准,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相比寇准的行为冒犯,苏辙的言语冒犯更让宋仁宗难堪。苏辙在参加殿试策问考试时,考虑到皇帝年纪大了,有怠政倾向,于是在文章中无所顾忌,极言得失,不仅指责仁宗耽于女色、赏赐没有限度,而且批评他治国理政没有远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苏辙以为逆龙鳞必遭黜落,但考官司马光建议给第三等,考官胡宿表示反对,认为苏辙对皇上不恭。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因苏辙批评财政,自觉惶恐,不发表意见。岂知宋仁宗雅量过人,“以直言招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为我何?”认为皇帝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言行如一,大度容人。最后,宰相做了妥协,给苏辙下等成绩了事。既照顾了皇帝面子,又为国家留住了人才。
皇帝有容忍的雅量,大臣们自然上行下效,极力保护青年后进。北宋宰相王曙为人庄重严肃,律己严,对下属亦严。他担任西京留守时,属官欧阳修、尹洙等人恃才傲物,喜欢饮酒游玩。前任钱惟演对他们很迁就,年轻气盛的欧阳修、尹洙等人难免得寸进尺,不知收敛。王曙看不过去了,声色俱厉地申饬他们道:“诸君纵酒过度,独不知寇莱公晚年之祸邪!”没想到欧阳修反唇相讥:“以修闻之,莱公正坐老而不知止尔!”影射王曙年纪大了还不懂得隐退,贪恋权位。寇准不是别人,正是王曙的老泰山,欧阳修当然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说话如此直白,近乎当面打脸。年轻后辈如此跟长官讲话,太放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王曙完全可以让欧阳修靠边站,没想到他只是默然不应,甚至没有发怒。等王曙高居枢密使一职后,首先推荐欧阳修到馆阁任职。王曙的雅量显然影响了欧阳修的为人与做官,等到他执掌朝政的时候,也推荐并重用王安石、苏轼、曾巩等才俊。
前辈大臣虽然注重奖掖后进,但并不是无原则地纵容,而是在制度框架内让青年才俊慢慢历练,不让他们如火箭般蹿升,因为这不利于年轻人成长。宋英宗做藩王时就仰慕苏轼的才华,认为他有宰相之资,继承大统后,打算依唐朝旧例召苏轼入翰林院草拟制诰,这是通向宰相位置的捷径,进士趋之若鹜。宰相韩琦表示反对,认为苏轼虽然才能杰出,抱负远大,但不能升得太快,要慢慢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他,都希望朝廷使用他,再加以重用,如此则所有人都无异议。如果提前委以重任,天下士人未必心服口服,甚至可能使苏轼受到牵累。英宗仍然不死心:“且与修注如何?”韩琦不依不饶:“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仍然不死心,“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韩琦坚持认为不能给苏轼开绿灯,最终苏轼参加考试,写了两篇论,成绩位列三等,授予直史馆的职位。论理,韩琦阻挡了苏轼晋升,使苏轼走了一条相对漫长的仕进之路,苏轼应该埋怨韩琦才合理。但苏轼在获悉原委时,说了一句公道话:“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他认为韩琦按照道德标准爱护人,没有偏私,没有恶意。无论是世俗意义上的“受害人”苏轼,还是“挡道者”韩琦,他们的襟怀都是博大宽广的。
尤其让人感佩的是,一些年轻大臣不拿原则做交易,坚持独立人格,反对政治依附,能同退不愿同进。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升任参知政事,与富弼、韩琦共同执政,推行改革,但遭到保守派势力强烈反对。欧阳修不仅明确支持改革,还撰写《朋党论》《与高司谏书》表明立场。在给高若讷的信中,欧阳修言辞激烈地揭露他虚伪、谄媚的本质,讽刺他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高若讷恼羞成怒,将书信直接上交皇帝,欧阳修因攻击言官获罪,被贬夷陵令。范仲淹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后,拟任欧阳修为掌书记,欧阳修并不领情,推辞道:“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范仲淹是当朝名臣,是士人仰慕的正人君子,欧阳修追随他,并不辱没自己,为什么拒绝呢?事实上,欧阳修虽然为所谓的“君子之朋”唱赞歌,但如果到范仲淹手下工作,难免给人瓜田李下之嫌,授人以柄,予人口实,这对坚持独立人格的欧阳修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专制时代,官场推崇站队政治,只有跟对人才有好前程。欧阳修却置官场前程于不顾,坚守儒家伦理,秉持独立人格,不做政治交易,此等襟怀让人自叹弗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