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倩

　　没有出过书的人,很难理解设计封面的难处。选择困难症时有之,审美强迫症时有之,最终抵不过现实的耳光——待书出了印厂后,封面好看与难看不再计较,版式、标点、纸张、装订也不再纠结,到头来孤芳自赏罢了。其实,封面好比一个人的脸面,美观大方是首要,格调和内涵是其次。很多时候,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这也是每年评选“最美书籍”的原因之一。
　　雪夜茫茫,一室冷寂,靠着床头读薛林荣的《鲁迅的封面》,竟不觉几分暖意。这暖意并非来自封面,而是书页之间氤氲而出的人间真情。
　　有亲情。鲁迅的母亲笃信佛教,当年为了给母亲庆贺六十大寿,他专门出资刊刻《百喻经》,用来赠送友人,堪称现代文学史上“钦崇慈亲、孝心肃祇”的典范。
　　有爱情。1929年,许广平翻译的《小彼得》问世,封面由鲁迅亲自操刀设计,初版译者署名许霞,再版时署名广平译,扉页却写许遐译。原来,许霞是许广平笔名,许遐是鲁迅笔名,这无不叫人感慨:最浪漫的爱情不是你侬我侬,而是有足够耐心教给她翻译书。如许广平袒露心声,“《小彼得》那本书,原来是他拿来教我学日文的,每天学过就叫试试翻译。意思是懂了,就总是翻不妥当,改而又改,因为还是他的心血多,已经是他的译品了。”她还说,“他一面译一面老是说,‘唉,这本书实在不容易翻。’也可以见得,就是这样小小的一本童话,他也一样的认真,绝没有骗骗孩子的心思。”看到这里,心头一动。即便是“为啖饭计”“付书坊以图版税”,出版与许广平的书信集《两地书》,鲁迅也是可爱至极,“希完全照此样子,用炒米色纸绿字印,或淡绿纸黑色印”“此书似乎不必有‘精装’。孩子已养得这么大了,旧信精装它什么。”
　　有手足情。我孤陋寡闻,第一次知道,不少书都是周氏兄弟合作编刻的。鲁迅与周作人第一次合作是《域外小说集》,且两人都是“毛边党”；《会稽郡故书杂集》序言署名“会稽周作人记”,20多年后周作人在文章中透露皆为鲁迅所编,“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固然,这是鲁迅不求闻达的体现,引申来看还有提携胞弟的良苦用心,后来这本书成为周作人进入北大的“敲门砖”,着实叫人感动。此外,还有周氏三兄弟合译的作品集《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第二集因两兄弟失和告终,不得不说这是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损失。
　　还有同胞情。鲁迅与瞿秋白的笃深友谊流传后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英勇就义后,鲁迅悲愤不已,他与茅盾、郑振铎商议为他出本书。鲁迅亲自设计封面,编校、装帧、题签到拟定广告、购买纸张、印刷、装订,事无巨细。为了收齐他的译文,不惜以200元从现代书局赎回《高尔基论文文集》等两部著作,又带病催促第二卷进度,收到后便开始分送诸相关者。《海上述林》(两卷本)成为一座革命友谊的纪念碑。鲁迅与陶元庆的情谊同样动人肺腑。陈师曾、陶元庆、孙福熙是鲁迅的御用设计师。陶元庆英年早逝,年仅37岁,鲁迅深感悲恸,捐出300元稿酬,委托许钦文在杭州西湖购置墓地,即元庆园。陶元庆去世三年后,他在《陶元庆的出品》中写道:“此璇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逳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晞,留此为念。呜呼!”
　　其实,封面即人格,设计本身也是一种寻求自由,一种精神扩张。鲁迅先生的犀利与深邃一以贯之,他的创新求索和反叛精神亦举世无双。在我看来,他的杂文集好比尖锐的匕首,精准刺向社会痹症或人性痛点。第八本杂文集《伪自由书》创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孤例:封面上出现两个书名,另一名为“不三不四集”,其自我嘲讽不言而喻。他与郑振铎合作编选的《北平笺谱》,为传统水印木刻笺纸集。两人分别在上海与北平搜集笺样,最终鲁迅从500张笺样中选出332种。为协商出版事宜两人通信来往达十五个回合,想想就足够琐细而厌烦。《北平笺谱》“色调温氲、静雅足备”,成为民国时期艺术水平最高的传统版画集也是自然。
　　众所周知,鲁迅翻译过很多外国名著,《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童话集》《文艺与批评》《近代美术史潮论》《毁灭》等,最让我惊叹的是,他的广告词也是别具一格。苏联木刻画集《引玉集》,由“三闲书屋”自费印行,“作今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选出五十九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鲁迅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他这样推荐道:“现在的意思是不坏的,就是想成为一种决不欺骗的小丛书。什么‘突破五万部’的雄图,我们岂敢,只要有几千个读者肯给以支持,就顶好顶好了。”当然,出版之事,并非一帆风顺,也有不满意的时候。他曾质问出版社,“木刻用原版,只能作者自己手印,倘用机器,是不行的,因为作者大抵事前没有想到这一层,版面未必弄得很平,我印《木刻纪程》时,即因此大失败,除被印刷局面责外,还付不少的钱也。”因为直率、真诚,这样的问责于历史长河的细节褶皱中平添诸多温情与敬意。
　　著名学者陈丹青说过,“以我的揣度,鲁迅推崇木刻,除了品位、偏爱,除了前卫的激情,还有更深的,他未曾说出的理由,这理由,基于他对中国的深刻的观察。”我始终觉得,封面寓意当时国人的脸面,何尝不是社会的门面呢?无论鲁迅个人作品、翻译作品的封面也好,还是他参与编刻的国外作品的装帧设计,都毫无例外地可以视作——精神追求和文化内美,通俗地说,就是他针对国民惰性和奴性开出的艺术药方。如他的肺腑心声,“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今天,面对“最高点的标本”,现代人除了自愧不如,理应持有反省意识,“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我们的确该好好打量一下自己的门面了。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在”。读鲁迅,我总是被这样的天真所打动心灵,愈发地感受到他的另一面,亦横眉冷对亦温和可爱。又如,“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酣畅淋漓,又爱恨分明,叫人不禁拍案。我由此想到,我们的刻板认知有多深,鲁迅就离我们有多远。
　　如今,封面无疑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抑或另一种思维,比之鲁迅的吸烟史、疾病史、社交场、草木谱,书籍的封面能够深深镌刻于人的灵魂深处,浮光一闪,也是慰藉心灵的温暖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