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展开,其主要任务聚焦在作风建设上。这也被外界认为是新一轮党的自我净化行动。
本报记者梳理了与群众路线有关的一些书籍文章,追溯群众路线历史,回顾了早期领导人在群众路线中的具体实践,为理解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参考。
□本报记者 吉祥
中共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是最早提到 群众的概念和党与群众关系问题的党的决议
长期研究党史的唐双宁将中共党史归纳为一部“群众路线史”。党的“一大”虽没明确提出“群众路线”概念,但也“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唐双宁在一篇介绍群众路线历史的文章中提到:1921年7月,陈独秀给出席党的一大代表的信中,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次年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了《组织章程决议案》,其中明确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唐双宁说,这是已知的党的决议中最早提到群众的概念和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群众路线的提出最早是在1928年。这一年11月,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说,“在总的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唐双宁查阅党史资料发现,在1929年9月,由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文字表述,也是“群众路线”最早的比较全面的论述。
学者王绍光在一篇研究群众路线的文章中介绍,1943年,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时,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概括了群众路线的思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刘少奇对群众路线作了详细的说明,将它归结为两个方面,即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肯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领导方法的同时,他特别强调群众观点的重要性,“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1956年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以上两方面再次加以强调,明确把群众观点作为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共对群众路线的表述基本定型,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 都亲自探索过群众路线并形成重要考察报告
梳理党史及中共早期领导人著作,也可见知他们在实践群众路线中的探索。以毛泽东写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从1月4日到2月5日,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
毛泽东在乡下、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得到了许多鲜活的一手材料。“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正是这段调查经历,促使毛泽东意识到“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唐双宁注意到,此后毛泽东又在江西、福建等地进行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农村调查,可见其对深入群众的重视。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一书记录了1942年张闻天率团进行的为期一年多的农村调查,晋陕调查被认为是党史上大规模农村调查的成功案例,也是走群众路线的典范。
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意识到自己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在中央批准后,于1942年1月组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和晋西北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史称“晋陕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团逐步扩大,从最初的10人,扩大到40多人,先后跑了23个村镇。由于深入一线和群众打成一片,张闻天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通过对神府县直属乡8个自然村的调查,张闻天发现农村党建需要加强。
一年多的调查对张闻天触动很大,书中说:“抓住一个典型的村或乡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同最下层的干部与群众举行会谈,实是绝对必要的。从这里他可以得到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这是一个又简便、又生动、又实际的办法。只要每个领导者懂得使用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转变我们上层审查工作中的一切缺点,而使上层审查也变为有内容的、生动的、有实际效果的。”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刘少奇在湖南调查的四十四天》一书则记录了1961年4月2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等几名工作人员,先后在湖南的宁乡、湘潭、长沙三县蹲点调查44天的经历。书中介绍,刘少奇有33天吃住在生产队,与各级领导干部、农民个别谈话,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4月12日至30日,他蹲点天华大队,果断地平反冤假错案,提出解散食堂,制定保留社员自留地,确定粮食、分配、住房等方面的政策及措施。刘少奇亲口尝了农民吃的野菜、糠粑粑,获得了大量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从而为党解决当时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
反对“四风”, 作风建设是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
中央决定把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在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外界普遍将此解读为中央发起的新一轮党建活动。
学者邓聿文注意到,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继承了1942年延安整风的一些思想。去年是延安整风运动七十周年,党史研究专家萧一平教授推出新著《延安整风运动:回忆与研究》,对延安整风运动的起因和经过、方针和方法、成果和收获、经验和教训以及深远意义,作了全面的评述。学者叶永烈在其著作《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中,也简要提及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接连在延安作了三次重要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马克思主义作风为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又相继进行了多次整党整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已经先后搞了多次教育活动,包括“三讲”、“保先教育”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等。在资深评论员秦晓鹰看来,这些活动的目的与内容大体上都有两个:一个是为了取得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在认识上的统一和在行动上的拥护；另一个则是为了改进那些不符合形势发展的工作作风。
“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一代中共领导层能把传统的整风模式与制度化治党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秦晓鹰说,中央应通过建立一个完整的党内法规体系和保证该体系的运行机制,把集中整治与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政党建设结合起来,实现治党管党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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