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收录了朱镕基同志于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在上海市工作、主政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信件等106篇,并配有珍贵照片和手迹影印件,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真实地记录了朱镕基同志在上海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大刀阔斧的改革思想和施政措施。书中文字保留了朱镕基同志一贯语言风格,讲实话、讲真话,语言直率犀利,直指问题实质。他坚决反对奢侈浪费,反对讲排场,反对形式主义,对不关心百姓疾苦的官僚作风痛心疾首,批评人不留情面,为了百姓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不给自己留后路,充分反映了他忘我为公的高贵品质。本书内涵丰富,富有哲理,读来使人掩卷沉思,产生共鸣。
“我觉得陪会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有一个建议请大家考虑,是不是可以少搞点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的工作方法要改善一下。我一到上海来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现在,我经常“犯戒”。不登报,记者不答应,非要登报不可。我现在每个星期要去一个工厂、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局。如果都要报道,天天报上都是我,这有什么好处呢?我哪有这么多好思想、好点子呢?登它干什么呢?不上电视也不行。当然,我下厂绝对不允许电视台记者来,但有时候接待外宾,接待外国总统,不让拍电视也不行,这也还得上。不剪彩做到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剪过彩,任何人找我剪彩都不剪。题字,一概拒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题过字。不受礼也做到了,接待外宾受礼,我都上缴。但是现在活动还是太多,我觉得陪会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哪里有成立大会,哪里有喜庆大会,都要坐在那里陪一会儿,你不出席,就会引起很大误会,是不是你不重视这方面?另外,什么人来了你都要见,这样的话,使我不能真正冷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调查一些问题。所以,我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呼吁:你们那些喜庆活动不要请我参加。搞这些活动,效果是不是都好?我也怀疑。现在会很多,今天这个表彰会,明天那个成立大会,我们要简化这些活动,我们自己多下去,到基层去解决问题,这样比较好。另外,什么评比呀、检查呀,我看要少搞一些。我想与市经委商量,除了国家规定的评比以外,上海不再搞什么评比,至少政府不搞,民间搞可以。有好多评比是形式主义。外国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得努力,他不靠评比推动,他的产品质量是竞争出来的,不是靠评比出来的。不要摊派,不要搞形式主义的检查、评比。一评比、一检查就要吃喝,也影响社会风气。是不是我们从这方面简政,让企业、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一些。我相信,这也是调动、振奋士气的措施。我想就提这三个要求,包括我自己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做到,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1988年6月28日《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
廉洁政府,“我看关键是要从高级干部做起”
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这些口号都是中央提出的,我们应该身体力行。“廉洁政府”和“高效政府”口号的提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只有这个行动,才最能振奋上海人民的士气。
我们在4月25日提出这个口号以后,5月份我收到3696封人民来信,现在每天还有100多封。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房子、职称、纠正冤假错案等,但还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对政府提出建议,对我们干部进行监督。如揭发谁吃了、谁喝了、谁受礼了,人民群众积极性很高。尽管他们在来信里面说,你说了能不能做到,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是这么大量的人民来信,还是说明人民群众对政府是关心和信任的。
这个事情,我看关键是要从高级干部做起,所以,市政府关于刹吃喝风、受礼风的决定主要是针对局级以上干部制定的。言教不如身教,你以身作则了,别人就会跟着来。现在先从我做起。有些问题是要靠法制来解决,要采用各种方式来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比如说,“七所八所”的问题,就是设在基层的税务所、派出所等等,他们都是直接跟人民群众打交道的。这里面确有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些事情怎么解决呢?我觉得就是要严刑重罚,逐步健全法制。另外,就是要把每个所的工作范围、工作制度公布于众,让大家来监督,这样风气才能好转。现在我们准备在一个区、一个县先试点。上梁正,下梁才能不歪。只有我们的506个局长,包括区长、县长行得正、坐得稳,下面的“七所八所”才能够正。不然,人们是不服的。我可以向同志们讲,这几个月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所有揭发局长吃喝的材料,经我们查实,结果都与事实不是很符合。从政府系统来看,我们这506个局长目前还确实是规规矩矩地在那里认真工作,比较负责任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社会风气是能够好转的。
——1988年6月28日《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
朱镕基曾“走后门”帮索尔兹伯里买机票
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现在上海从机场、港口根本进不来,进来以后出不去,买不到票,局长那里留个票,处长那里留了票,科长那里留了票,到窗口根本就没有票了,完了你要买票,得走好多后门,想种种办法。
比如有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那个(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他上次见我谈完话以后说,请你给我买一张飞机票,我想回北京,我回不去。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我也跟他开了个玩笑,我说,这航空公司都不是我管的,我这个地方管不了中央企业,但我跟他们私人关系很好,我给你买一张票吧。
这实在不像话!要把层层留下的票想办法统一管理,不能走后门。现在外国人要走,只能买高价票,否则根本进不来、出不去,这怎么得了?这种情况下,外国人想投资也不会来,旅游也开展不了。现在我们确确实实对内要振奋精神,对外要改善上海的形象。
文件提出的十条措施很好,但我觉得这些事情落实很难。因为这些部门都不在我们管理之下,火车站归铁道部,港口归交通部,机场归国家民航局,他们是否都承诺了你们的任务?
这些事情我们要通过一定形式,召集有关方面讲一讲,最后形成文件,也要搞公开、透明,把目标、责任明确起来。
(编者注:当日上海市政府第十一次市长办公会讨论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改善上海旅游、投资环境开展优质服务工作的决定(稿)》)
——1988年7月18日《在上海市政府第十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上讲话》
“现在这样一种分配政策不利于党联系群众”
为什么现在党同群众的联系这么差?现在是党和权联系在一起。我们是执政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党员和群众一律平等,总是“刑不上大夫”啊。对这个现象,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所以群众说,共产党把党员标准越来越降低了,过去说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党员要“吃苦在前”,现在变成“同甘共苦”了,甚至连同甘共苦往往也做不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不突出地讲不行。我们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有一些特权的。对这个问题需要提得高一点,得有一个办法。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要发挥监督的作用,党在法律面前应该和群众是平等的。
现在这样一种分配政策不利于党联系群众。它不是哪一个党员的问题,实行这么一种政策,就脱离了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据调查,上海收入高的有十种人,这十种人的产生都是政策带来的。十年改革开放,从总体上说,政策是正确的,要坚持,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怎么掌握这个度?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1990年2月26日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几点意见
(摘选自《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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