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
知道南怀瑾先生是著名的文化大家、国学大师,他的著述涵盖儒释道、融会诸子百家。他能立足时代科学精神,将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文化层面,开拓新的学术视野。
但说实话,在这个忙碌的快餐文化流行的年代,我还真没来得及安静地坐下来,认真地读完他的一本书。就像南老所忧虑的,“当年我读四书五经,都是要背的。小朋友们要放学了,心里高兴,一边嘴里唱着一边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把的。这样读书,心里会记住,一辈子忘不了。想起来的时候心里默念一下,其中的道理就又琢磨了一回。”哲人其萎,其言犹存,在南老面前,我其实不如当年的“小朋友”啊。
大概由于我长期从事宗教工作,南老托人带话,盼与我一见。
于是,2005年底,我专程去太湖大学堂拜访他。初次见面,却也似曾相识,并无老幼尊卑的分隔,直言不讳,相谈甚欢。
他开门见山就问,你当了十多年宗教局长,对宗教有何心得?
我说,宗教其实也是一种生命观,基督教讲“永生天堂”,伊斯兰教讲“再生天园”,佛教讲“无生涅槃”,道教讲“长生自然”,都离不开一个“生”字。
他一笑,未置可否。我便心里打鼓,是否班门弄斧、失之浅薄啊?
次年,我收到他的来信。信中说,他立志“以传统书院之传习为基础,配合现代前沿科技研究方法,希望综合同志者之力,发掘固有传统文化之精华,在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主流方向上有所贡献,以冀为人类文化之前行,探寻一条正途”。原来,他的思虑与抱负,并不限于宗教的生命观,而是志在“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以后我再去看他,就更亲热了。他带我去看他的药房,讲解他亲自配制的大概可以医多种病症的奇妙的药丸；摆一桌家常菜,看着我大吃大嚼；甚至和我嬉笑,开心得像一个孩子。
后来才知道,先生也不是对我偏爱,而是“友天下士,读世间书”,颇具古侠义之风。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凡来访宾客,无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均留下就餐,凡好酒好菜统统用来招待客人,常常席开四五桌。先生自己则几十年如一日,午、晚两餐各吃一碗红薯稀饭,各色菜肴仅浅尝而已,酒几乎是点滴不沾。
我知他儒释道皆通,“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便以“儒释道相通之要义何在”为题,向他请教。
他却反问,你考我啊?你怎么看呢?
在这个平易近人、不端架子的大学问家面前,我也就“童言无忌”“抛砖引玉”了。我说:
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缺少了关照。现代的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没有片刻安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大家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如果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人,靠什么安身立命?
安身立命即“生命的安立”,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话题,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儒释道的通义。这一话题可演绎为关于生命的三条约定:热爱生命,追求幸福——这是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也是今天现代化的动力；尊重生命,道德约束——这是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敬畏生命,终极关切——这是追求幸福的未来约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放大、满足着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但也难免刺激、放任个体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不断洗刷甚至消解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和未来约定。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要钱不要命”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
“人,在发觉诊治身体的药石业已无效时,才能急着找出诊治心灵的药方。”例如,儒释道都赞成“孝道”。继承和弘扬孝文化之合理内核,有助于找回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这两条约定,治疗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孝的本质之一是“生命的互相尊重”。孝文化所倡导的“善事双亲”、“敬养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仅要求我们尊重自己父母的生命,也要尊重、关爱他人的生命,从而扩展为对上孝敬、对下孝慈、对亲友孝悌、对国家孝忠,将“亲其亲、长其长”的家人之孝升华为“助天下人爱其所爱”的大爱。孝的本质之二是“敬畏”。人不应敬畏鬼神,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宗教的原理是敬畏神,孝文化的原理是敬畏人——敬畏父母、敬畏长辈、敬畏祖先,“家有近祖,族有宗祖,慎终追远,直至始祖”。如果说金钱、利益可以洗刷和消解人伦道德,诱使民德“变薄”,那么,“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
我讲了这许多,先生都耐心地听着,还不时点头称许。等我说完,他画龙点睛了: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说好,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幸福；说坏,是指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今天的世界惟科技马首是瞻,人格养成没有了,都是乱的、不成器的,教育只是贩卖知识,这是根本乱源,是苦恼之源。只有科学、科技、哲学、宗教、文艺、人格养成教育回归一体,回归本位,均衡发展,才有希望。
我常回想先生这些透彻精辟之语。我们讨论的“生命的安立”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精神的安顿”问题。
(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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