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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叶圣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时候,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这样一件事: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在上世纪30年代画过一幅漫画。画面上有一个做泥人的师傅,正在一本正经地把一个个泥团往模子里按,旁边摆着已经脱出来的一模一样的泥人。画家把这幅画命名为“教育”。
叶圣陶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当时他看到我们的教育就好像用模子做泥人一样,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事。由此可见,当教育变成做泥人的时候,它的终极产品只能是不会思考、没心没肺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怎样呼喊,他们也不会具有所谓的创新能力。
其实,在教育的问题上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把人当做万物之灵,认为人的天赋、知识和智慧是天生的,教师的作用,只是把这种与生俱来的潜能开发出来。另一种是认为人生来是一张白纸,教育的目的是在这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使其在人才市场上卖个好价钱。这样一来,在教学上就出现了两大派别,一个是启发式,一个是灌输式。启发式用提问、对话等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灌输式则要通过耳提面命、死记硬背的方式把知识教给学生。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学生的天性,是否能给学生自由。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教授、曾经写文章给校长梅贻琦的潘光旦就指出,教育既不是训练,也不是宣传。为什么不是训练呢?因为在训练中学生是被动的、被迫的,但是在正常的教育中,学生应该是主动的、自由的。为什么不是宣传呢?因为那些迷信宣传的人总以为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
对于现代教育的这种弊病,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的对策之一就是倡导通才教育。比如梅贻琦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就告诫自己的学生,学问范围一定要广,这样才能让我们对世界有好的了解,让我们的思想更为开阔,让生活更有情趣。
在这个问题上,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现在的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的败坏。”他还说:“学校不是一个工厂……大学的目的,不在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面对学生上大学找工作的想法,他告诫大家,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会变成贪官污吏。前不久,一位名牌大学的教授居然对学生说,如果不能赚到几千万就不要回来见他。这其实是诱人犯罪。
为了进一步认识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区别,我们不妨看看爱因斯坦的精辟论述。他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假如学生对(人的)价值不能有所理解,那么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为了推行通才教育,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化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事实证明,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为杨振宁、李政道的理论提供实验支持的吴健雄女士,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100分,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影响很大,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
(本文作者为人文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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