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15年前我去黄山游玩,绕道去上海拜访了邓云乡先生。我记得他家住在离复旦大学五六站地的一个宿舍小区。那是上世纪9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批筒子楼,进门以后,厨房、卫生间、客厅、卧室,像火车皮似的排成一溜,给人一种转不过身来的感觉。
拜访邓先生的原因,是读了他的《文化古城旧事》。这本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文化随笔的形式介绍了从1928年到1937年北京的各种情况,包括教育设施、文化环境、社会氛围、百姓生活、教授趣闻、学人轶事等。这些内容都是非常鲜活而又比较少见的社会史资料。
除此之外,我喜欢这本书还有一个私人原因。自从进入90年代以后,因为不满意日益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我开始醉心于随笔写作,我从中尝到了读书写作的乐趣。但是,根据学术圈的游戏规则,只有论文才是评职称、涨工资的依据,随笔则是难登大雅的雕虫小技。如果你胆敢违背这些“军规”,则无异于自我流放。可以说,正当我“压力山大”缺乏自信的时候,邓云乡先生的这本书给了我很大勇气。
1990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就是一座分水岭。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好像在精神上失去支撑,在生活上日益窘迫。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摆地摊的,有卖馅饼的,真可谓琴剑飘零,斯文扫地。对于这种现象,人们只能用“远看像逃难的,近看是社科院的”等顺口溜发泄不满。
大概是有感于此吧,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详细介绍了当年北平的物价情况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他说,那时候大学教授的薪水是每月三四百元,一年就是四千元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40两黄金的购买价。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他对当年的物价也有详细的介绍。比如一块大洋可以兑换250个铜子,一个铜子可以买一枚鸡蛋,两枚铜子可以买一个烧饼,三块大洋可以请一个佣人,30块大洋可以租一辆包车……
这些描述勾起了谭其骧的回忆。谭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他当年虽然是个“教零钟点,戏称拉散车”的兼职讲师,每月不过数十元收入,但是日子也是过得有滋有味。其他方面且不必说,单说业余生活,就有吃馆子、听戏、逛书摊、上公园等四大爱好。即使如此,与藏书数万册的大学教授们还是远远不能相比。他还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化人的事业、情趣和爱好,决不会因为经济压迫而受到影响,其心态、思想和人格,也不至于被窘迫的生活所扭曲。所以,生活在这里的知识分子们,只要愿意多读点书,“也就不想再到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去争名夺利,站在斗争的风浪口去拼搏了”。
我原来以为江浙一带的文化人之所以喜欢北京或曰北平,主要是因为夏天不太热,冬天不太冷(因为室内有火炉)的缘故。看到邓、谭二位先生对老北平的介绍与回忆,才知道丰厚的收入、低廉的物价、悠然自得的生活、丰富的文化积淀,才是他们不愿意返回南方的真正原因。
在《文化古城旧事》中,邓先生还介绍了大学教授鲍文蔚的情况。他说此人是中法大学教授,不仅住着带盥洗室的小独院,还有自己的包车,雇着两个女佣,就连厨师外出买菜也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让人们非常羡慕。
日前我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当时鲍文蔚与邓云乡都住在位于西黄城根的陈家大院。这个大院的主人陈壁曾担任过清朝邮传部尚书。此公为官清正,因推行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而影响到权贵们的既得利益,所以被革职罢官。辛亥革命后,他返回北京,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苏园。陈1928年去世,而邓、鲍两家可能是1930年以后入住的,不知当时这个园子是否换了新的主人。
我当年拜访邓云乡的时候,并不知道鲍文蔚的底细。后来才发现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此公是江苏宜兴人,因为与潘汉年是同乡挚友,所以年轻时在上海参加过中共的外围组织和地下活动。抗日战争开始时他留在北平,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查封了中法大学,他的生活陷入凄惨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多所大学教书。1955年潘汉年被捕,受牵连的数以千计。只因潘在口供中说鲍是一个比较顾家的人,才让他躲过一劫。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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