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谁在不满?
2014年09月0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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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到底是哪些人对当下不满呢?恰恰是那些生活已经得到一些改善的城市居民。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这种不满意似乎是可控的,即规模有限。即便如此,也不能掉以轻心,需要找到人们不满意的根源并进行针对性改革。
改革是为了回应人们的不满,解决人们的痛苦,为此就需要找到哪些人不满、为什么不满,这样,改革才能精准发力。但是,人的天性是拿着放大镜看自己国家的问题,用望远镜看别国的问题,从而导致人们的认识与真问题偏离,甚至形成错觉。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丁·怀特根据其长期的田野调查得出结论:中国的许多问题要么被夸大,要么不真实,而无论是被夸大的问题还是伪问题,都是因为人们仅凭直觉而非调查研究,从而得出似是而非的看法。
比如,在当下中国,哪些人最不满意?一般的看法是,既然有这么多的群体性事件,而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是下层民众,即农民和下岗工人,那不满意的群体必然是下层民众。但是,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的调查结论是,发生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因为工作程序上出了问题,侵害了民众的利益,而一旦得到补偿,社会弱势群体就会接受和安于现状；不仅如此,哈佛大学——北京大学的报告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恰恰是因为社会弱势群体对制度性现状的接受,政治稳定才得以保持,因此群体性事件并不意味着它是政治不稳定的“社会火山口”。
那么,到底是哪些人对当下不满呢?恰恰是那些生活已经得到一些改善的城市居民。虽然城市居民的生活改善水平比农民更快也更高,但他们也受到失业、社会保障不足、高房价、收入下降等问题的困扰。更重要的是,满意不满意,还是一个主观感受问题。作为城市居民,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农民优越,但他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显然超过农民,他们对现实中不公正现象的感受比农民更强烈。比如,他们对腐败的恶感远远超过农民,他们对单位用人制度的不公正感受也超过个体化生存的农民。再则,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分子,他们习惯于拿世界上的高标准来对照自己的境况,不满之情随之放大。
这就是和一般印象大相径庭的事实,即对现实不满者非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而是既得利益者的城市居民。这也符合亨廷顿在其经典著作《社会变迁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言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容易产生不满情绪的群体来自城市居民。在亨廷顿看来,城市居民的不满意并没有农民阶级的不满那么可怕,城市的不满可能招致政治动荡,而农村的大规模不满则会危及政权。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但是,在信息化,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城市居民大规模不满意的结果同样也会危及政权,从“第三波民主化”到“阿拉伯之春”,很多国家的政治转型都是城市居民不满意的产物。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这种城市居民的不满意似乎是可控的,即规模有限。国内、国际不同民意机构的若干次民意测评一致结论是,80%以上的中国百姓是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这对那些凭直觉看中国问题的人是一个重要提醒。即便如此,对一部分城市居民的不满也不能掉以轻心,需要找到人们不满意的根源并进行针对性改革。
首先,不满来自民生的困扰,需要以改革促民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这类人口十几亿的超大型国家,大都市居民对房价问题的不满是永恒的,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无能为力。但是,在社会保障、失业、收入等民生问题上,政府可做的则很多,比如提高居民在第一次财富分配中的比例即提高工资收入,在第二次财富再分配中增加社会保障的份额,以让老百姓更安全更体面的生活,以简政放权去改善营商环境,以减少失业带来的压力并增加收入,等等。客观地说,在改善民生问题上,中国政府的能力远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强,当然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其次,不满来自对不公正的宏观环境的感受,需要以反腐促公正。在过去数年里,腐败几乎成为一种结构性文化,为此每个居民乃至公务员办任何事都得求人,形成了人人求人、人人被求的恶性循环,由此而酿成的生活成本、生存成本难以计量,社会颓势心理由此产生。为此,强力反腐势在必行。反腐以正吏治,吏治正则民心正。强力反腐只是治标,反腐为治本开道,减少建立治本制度的政治阻力。同时,治本还需要减少国家占有资源的比例。在过去十几年里,政府之手无处不在,占有不成比例的资源,腐败丛生是必然的后果。因此,治理腐败之本不但是防止腐败的制度建设,更应该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减少国家垄断的资源。资源少了,官的权力自然没有那么大了,腐败的几率自然就少了,腐败的数字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再次,不满还来自微观环境。比如基层单位用人体制的不公正,需要以“微民主”促公正。很多城市居民依然生活在基层单位体制之中,而基层单位中的最大问题是用人体制,单位中人事制度上的不公正必然被放大到体制甚至制度,被认为是体制问题才导致单位中的问题,对体制的很多不满因此而来。为此,需要“微民主”即在基层单位中实行选举民主,来化解人们的不公正感,大家都彼此了解,好坏都是自己选的,自己对自己负责。基层单位的选举虽然不能带来多少快乐,但至少可以减轻不满感,全社会的负荷必将减轻。中国搞不了西式“大民主”,基层单位中的“微民主”则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人们的很多不满主要来自生活体验,来自民生困扰。而人们满意或不满,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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