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伯是谁?
——一位老出版人的书籍旧梦
2014年11月0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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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吉祥
陈翰伯是谁?
在出版界之外,几乎很少有人知道陈翰伯这个名字。即便这位老出版人的经历足够传奇:燕京大学高材生,老师是埃德加·斯诺,据说斯诺到延安,便是他张罗的；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办过报。不久前,在陈翰伯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他的这些传奇经历再次被人提及。然而,真正为人津津乐道的依然是他“皓首出书”的壮举:推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辞书和汉译西方经典著作,直到现在依然让读者受惠；打破“文革”后的读书禁区,推动了思想解放。
商务印书馆的“中兴之臣”
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林尔蔚回忆,1958年商务印书馆重新成立时,来了两个人,一位是总经理郭敬,一位是总编辑陈翰伯,陈翰伯此前主管中宣部《学习》杂志的编辑工作。商务印书馆当时归北京市出版局主管,后来因郭敬调任北京市出版局局长,陈翰伯便身兼总经理和总编辑。主政商务印书馆的14年特别是“文革”前的8年时间,奠定了陈翰伯在出版界的地位。在商务印书馆的老人们眼里,陈翰伯与民国时期掌管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齐名,被认为是商务印书馆的“中兴之臣”。
在商务印书馆,陈翰伯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从三联书店接下了“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他调动在学术界的各种关系,精选1614种书作为商务印书馆中长期出版书目,在1963年形成《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1963-1972)》,有计划、有组织地翻译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外国学术著作。
林尔蔚说,一千多种书被分为哲学、经济、社会主义学派、政治学、法学、语言、历史、地理等九类,成为后来问世的《汉译世界名著学术丛书》的基础。书目确定后,商务印书馆便四处延揽翻译名家。然而,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被划为“右派”,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在这种状况下,陈翰伯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冒着很大的风险,将一些以前留学回来的、名校毕业但有历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人才搜罗进了编辑室。
陈翰伯为人称道的一个故事是,在政治环境依然没有大改变的情况下,他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正是在陈翰伯的执着努力下,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从而文有所用。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
选定了书目、译者,书的出版同样要经历风险。当时,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译著中,除了有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有的甚至还与马克思主义唱反调。这很容易被扣上“向资产阶级捡破烂”、“为帝国主义张目”的大帽子,来自主管领导的批评更是给陈翰伯和同事不小的压力。
好在陈翰伯多年革命经历培养的政治智慧发挥了作用,为了让这些译著问世,商务印书馆在每一本译著的前面都加上一篇批评性的序言,以“消毒”的名义划清界限,有一些陈翰伯认为存在风险的书,便以灰皮书的面目示人,并注明“供批判用”。这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后陆续出版,一直到现在仍在继续,成为很多大学师生的“标配”。
主办《读书》杂志,推动思想解放
“文革”后,陈翰伯复出工作,担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1979年,他和陈原、范用一起策划主办了《读书》杂志。著名出版人、曾担任《读书》主编的沈昌文在新著《也无风雨也无晴》中回忆了这段经历。他在书中说,这三位出版界的元老在政治环境刚宽松的情况下,便筹备创办《读书》杂志,与他们的出版情结有关。“陈翰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办过这个名称的杂志。范用所在的三联书店办有《读书生活》杂志。解放后的出版总署也办过《读书》,陈原一度是它的主管。”沈昌文说。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1970年左右,下放湖北咸宁干校的陈原和陈翰伯谈起办刊物,当时他们就设想,一旦有条件,还是要办《读书》杂志。而在《读书》杂志的筹备会上,陈翰伯坚定地说:“我们这些人,已把命交出了几次,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好怕的!”这三位老人把《读书》定性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沈昌文在书中回忆,后来主管出版的领导告诉他,《读书》在当年这么定位属于越矩,因为只有像《红旗》这样的党刊才可以叫“思想评论”,《读书》能够破例,只因为陈翰伯的推动。
在《读书》杂志先期筹备阶段,三位出版元老利用各自的人脉扩充了编辑部人员,陈翰伯请来的是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冯亦代“文革”时被打为“美蒋特务”、“死不悔改的右派”,陈翰伯邀请他出山时,他刚恢复名誉,这激发了他的干劲。后来,冯亦代又利用自己的关系请来了著名漫画家丁聪做版面,后者同样曾是一位大“右派”。
1979年4月,创刊号的推出让《读书》引起社会震动。在杂志创刊号上,编辑刊登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一文,这篇文章在思想界引发轩然大波,很快给杂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有人批评此文的宗旨是“不要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更有甚者,批评文章中没有在“毛泽东”后面加“主席”,属于反动思想。沈昌文在书中说,《读书无禁区》的原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范用在发稿时作了修改。“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毛泽东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给毛泽东买过几年书的范用说。
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并未停止,1981年,在《读书》创刊两周年的时候,沈昌文邀请陈翰伯执笔写了一篇《两周年告读者》,既是表态支持,也重申了杂志“读书无禁区”的办刊宗旨。在这篇文章中,陈翰伯写道:“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沈昌文记得,为了改变“文革”时文章中盛行的大话、空话与戴帽子、排位子等弊病,陈翰伯对《读书》编辑工作写过11条改进文风意见,其中一条就是“尽量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之类的话头,有时可用少量第一人称”。陈翰伯一直强调作者与读者的平等。一次,沈昌文为《读书》写了一篇文章,拿去给陈翰伯看。他看后把沈昌文找去,郑重其事地说:“沈昌文,你以后写东西能不能永远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读者‘应当’如何如何。你知道,我们同读者是平等的,没权利教训读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如果要在《读书》工作,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对读者用‘应当’这类字眼。”
倡导读书,每年给编辑放一个月的读书假
陈翰伯另一个被人铭记的工作是参与主持了大型辞书《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的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辞书主要是一本《新华字典》,陈翰伯等一批出版人一直想改变“大国家,小字典”的状况。不过,编撰辞书异常艰难,陈翰伯的老搭档、出版家陈原就曾说过,“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陈翰伯主抓了《汉语大词典》的工作,这个大项目从1976年匆匆开始,直到1994年才完成,此时距离陈翰伯去世已经6年了。
在陈翰伯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商务印书馆的老人们对他充满感念。这位老出版家当时做的很多事情,至今看来仍旧不失魄力。林尔蔚回忆,陈翰伯1958年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他在馆里提倡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倡导读书,每年给编辑一个月的读书假,要求编辑读完以后写一篇文章；另外就是办《简讯》,每个礼拜单位里有什么事儿一条一条写,“另外他提倡编辑写《外国历史小丛书》,陈翰伯就是要锻炼干部,要大家练笔。”在当时人才严重缺乏的情况下,陈翰伯的这些举动对锻炼队伍意义重大。
陈翰伯的果断与勇气不仅仅体现在主持汉译世界名著方面。1955年,商务印书馆准备重印张岱年20年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然而就在书即将付印之际,张岱年却突然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如果此时再出这本书,很显然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刚刚到任的陈翰伯力排众议,决定出版。当然,书籍不能以张岱年名义刊发,商务印书馆使用了“宇同”的笔名,终于让这本书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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