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和王友于在航班上。座椅下方放着装有供肺的箱子。(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执行特殊航班运输的山航客机
陈静瑜和刘东微信对话
历经一年的“请命”,这位人大代表终于在今年两会前夕得到了民航总局对其设立航空“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呼吁的正面回应,出台相关文件,终结了此前仅在航空公司自发执行的尴尬局面,绿色通道变得通畅而坚固。这是民航总局下发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文件后全国第一例肺移植手术。此前陈静瑜团队曾遭遇南航拒绝其登机的无奈。
本报记者 廖雯颖
青岛供肺无锡用 千里转运仅用5小时
“3月15日中午,我们接到消息,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有一位脑死亡爱心捐献者愿意捐出他的肺。初步评估通过后,我们当晚8点就飞去青岛,同时联系受体住院准备手术。因为已经买好了返程的机票,到青岛后,晚上9点多,我们给山航客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医生明天一早要乘坐SC4661航班转运肺源,请客服提前通知到青岛机场山航的地面服务、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和具体航班。”负责此次器官转运的医师刘东告诉记者。
这是这个肺移植团队近年来和许多航空公司沟通的主要方式。鉴于目前心肺移植冷却血时间较短,供肺取下转运到移植医院的窗口期一般在6-8小时,否则就会影响供肺质量,甚至无法进行移植手术。整个转运过程必须争分夺秒,高速运作,经不起任何意外和延误。“客服告诉我要先报告一下,10分钟后接到电话,告诉我一切都办妥了。很快。”刘东说。
3月16日,凌晨3点多,刘东和同事王友于起床,准备摘肺手术。5:40,手术完成。换装、收拾、出发,6:40,两人抵达青岛机场。因为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有多次合作,不需多准备手术器械,这次两人只带了一个手提箱子,里面装着手术器械和供肺。山航地服部青岛场站服务主任林强早已在等候,并提前打印好了两人登机牌。林强陪同两人顺利通过安检,因为飞机停在远机位,林强特意安排了一辆车送两人第一个登机。6:55,两人把手提箱放置妥当,整个登机过程仅用了15分钟。
7:25,飞机准点起飞。“通常7:25到7点半是青岛机场早出港一个小高峰,这个时段光山航就有八九架飞机要起飞,还有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排队多等十几分钟很正常。因为要转运器官,我们申请了优先排队。青岛机场安排了我们准时起飞。”林强告诉记者。原定9:10抵达上海虹桥机场的飞机提前至8:34落地,刘东二人迅速转乘高铁至无锡,抵达医院时间是上午10:16,从供肺摘下到送达移植医院不到5小时,“比计划提前了半小时。”
一年肺移植手术过百例 曾遭南航拒绝登机
因为转运十分顺利,3月16日上午9点多,供肺还在高铁上时,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团队已经开始手术,将准备接受此次肺移植的病人切除病肺。下午5点,手术进入关胸阶段。6点,手术完成,过程顺利。向记者通报手术结果时,刘东的口气带着平静和满足。
“登机了,有了陈院长关于航空转运的提案,现在航空公司服务有明显改善了,不用过多解释了,安检也很顺利。”当天早上6:57分,顺利登机的刘东刚一落座便迫不及待给远在北京、还在参加全国两会的团队领军人、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发去微信。这让陈静瑜格外振奋。
2015年1月1日起,国家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器官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来源。器官的来源不再有预见性,变得随机而突然,这让陈静瑜和他的团队从2015年起不断在各地奔波,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去全国各地摘取器官。“因为肝肾移植手术目前全国各地医院能做的很多,很多时候都是就地用了。而国内现在做肺移植的医院比较少,我们医院做得最多,很多外地患者都来我们这做。”刘东向记者解释。2015年,陈静瑜所在的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团队本院内手术加上赴外地医院合作的手术,共完成106例肺移植手术,全国肺移植总量在140例左右。“基本上三天一飞机。”
在影响器官移植的诸多因素中,器官转运无疑是最让陈静瑜和团队成员担心的。并不是每次转运都像这次一样顺利。2015年10月,这个肺移植团队从广西获得肺源连夜赶往广州白云机场,到达机场后,在飞机还没起飞但已经错过规定登机时间情况下,南方航空以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了团队成员登机。最后临时转乘深圳航空飞机,抵达医院用了9个半小时,超过窗口期最晚期限1个半小时。今年2月一次器官转运,团队例行和某航空报备后,又被对方客服答复说公司有内部文件暂时不办理人体器官承运,他们也没有流程要通知北京值机柜台等相关人员配合肺移植团队。最后陈静瑜不得不通过相关部门领导出面协调,好在有惊无险。“但这样一次次的沟通,让我们医护人员为了器官转运每次提心吊胆,甚至要动用关系帮忙解决,实在不能是常态。”陈静瑜说。
绿色通道不再脆弱 有助缓解器官不足
感慨于器官移植转运的频繁和转运绿色通道的脆弱,2015年两会,身位全国人大代表的陈静瑜提出建议,呼吁民航局开通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支持我国高速发展的器官移植事业。他的建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供体获取团队在事先报备并获准后,到达机场后即可在机场与航空公司的专人协调下快速登机；二是在民航飞机误点、流量控制排队等待等状况下,航空公司、机场与空管部门密切配合,遵循“生命优先特事特办”的人道主义精神,视情况紧急,确保供体获取团队乘坐的航班“优先起飞”。“此前器官转运绿色通道仅限于航空公司自发执行,缺乏制度保障,存在因人而异的随意性。但是肺移植常常是突发事件,需要争分夺秒,一旦贻误时机就有可能造成珍贵的捐献器官浪费,失去治病救人的契机。”陈静瑜说。
今年2月25日,民航局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特殊航空运输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器官运输各个环节作了明确的流程和规范,包括机场安检部门在接到通知后,要为携带捐献器官的医务人员开通绿色安检通道,提高通行效率；接到医疗部门的人体捐献器官运输通知后,航空公司应及时将相关信息通知到值机柜台、机组人员,为携带人体捐献器官的医务人员优先办理乘机手续,并在飞机落地后安排其优先下机。如遇紧急情况,航空公司应及时联系空管部门,对所搭乘飞机予以优先放行。通知还支持航空公司、机场与相关医疗机构加强沟通、协调,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等形式,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建议终于变为现实,陈静瑜表示:“很欣慰!”这份欣慰不仅是给他和他的肺移植团队吃了一颗定心丸,“三天一飞机”不用再时刻“玩心跳”,更承载了全国器官移植医生对我国器官转运以此制度破冰、逐渐完善与国际接轨的希冀。
据悉,2015年,全国公民器官捐献数量达到2766例,创下历史新高,距离排名世界第二的巴西已经十分接近。2016年,我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数量预计可达4000例,移植可达15000例。
“一个病人可以捐出1心2肺1肝2肾共6个器官,但我国目前每个捐献病人平均仅利用了2.6个器官,和国外利用3.5至4个器官相比仍有很大空间。”陈静瑜说,去年2700多例捐献,只利用了5%的供肺,这有多方面的因素。加快推进器官转运可以更好地保证器官转运时间窗的控制,有效提高器官利用率,缓解器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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