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升
常言道:“盛世收藏,乱世经商。”在文化圣城曲阜,就有一家以收藏历代科举文物为主的民间博物馆——中国状元文化博物馆。它位于曲阜市明故城城墙内,收藏了历代的考卷、皇榜、圣旨、牌匾等珍贵文物1800多件,系统展示了古代莘莘学子的状元之梦和状元之路。
在该馆第一个展台中陈列的是清同治七年(1868年)洪钧状元及第匾、光绪三十年(1904年)朱汝珍榜眼及第匾、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刘凤诰探花及第匾。状元、榜眼、探花就是殿试的冠军、亚军、季军,这前三名合称三鼎甲。这三个人相距万里,时差百年,能将三鼎甲匾集全实属难能可贵。
洪钧“状元及第”匾,本悬挂于苏州洪钧的“状元府”门楣上,“文革”初期不知去向,等到它再次出现时已是在日本的东京。馆长刘晓辗转打听得知后,在当地华侨和留学生的帮助下,出资5万美金抢救回国。该匾高165厘米,宽84厘米,红地金字,四围饰以二龙戏珠、龙凤呈祥等古朴图案,正中上方有“奉旨”两个楷书小字,正中为“状元及第”四个金色大字,上款为“同治七年岁次戊辰科”字样,下款驳蚀。经查证该科状元为大名鼎鼎的清廷驻俄、德、奥、荷四国大臣洪钧。
在排列有致、分门别类的众多藏品中,有块进士匾引来不少学者的热烈讨论与争议。这是一方明天顺敕颁黎淳榜进士匾,宽71厘米,长171厘米,由上好的松木做成,装饰以明代特有的披灰工艺,呈现暗枣红色。牌匾正中榜书“进士”两个楷体大字,上款小字题为“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夏寅书”,下款为“大明天顺丁丑科黎淳榜进士方中”。天顺丁丑年即1457年,距今已有整整560年的历史。
这块历经劫难的牌匾是馆主从江西淘得,据说“文革”时期被造反派破“四旧”从黎淳后人家中抄走,眼看就将付之一炬,由于它做工精细,材质优良,而且块大方正,就被生产队长截留下来,当作了仓库的门板,才得以逃过焚毁。但自此也就多出了几个“面向工农”、“伍号”等当地百姓的涂鸦之作。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黎淳是该榜状元却敕颁一方“进士”匾。经过考证,原来在明朝初期,殿试结果划分为三个档次,称为“三甲”。其中第一甲为三人,叫“进士及第”,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当时朝廷并没有将“状元”作为殿试第一名的专称,因此黎淳得到的也是一块“进士”匾。
也有些专家、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是黎淳同榜进士方中的牌匾。产生异议的根据便是牌匾上所题的“大明天顺丁丑科黎淳榜进士方中”下款。黎淳榜进士或某某榜进士,是古代科举考试的科别标签,一般习惯于以该榜的第一名即状元名字来标明科别。既然黎淳为该榜状元,所以标称为“黎淳榜”。
这种歧义并非没有道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记载,黎淳与方中的确为同榜进士。黎淳(1427-1491年),字太仆,本姓杨,后随姑父姓黎,今湖南省华容县胜峰乡龙秀村人。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丁丑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方中,字大本,浙江省严州府淳安县富山人,系黎淳榜第三甲第120名,即总体排名第220名。历任玉山县知县、南宫县知县、监察御史、贵州按察副使等职。
一方承载古代学子艰辛与荣耀的进士牌匾,竟能引发这么多人的关注和探究,我国历史上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影响之深远,状元文化内涵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也恰恰是民间博物馆方兴未艾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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