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确幸”一词最早出现在林少华先生翻译的村上春树随笔里,即“微小而确定的幸福”,代表一种现世的安稳。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个结构类似、语意却很反主流的语汇挤入人们的视野,“小确丧”,即“微小而确定的颓丧”,忽然变成一种很酷的人生态度。很难想象在一个盛产成功学的国度,人们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如同曾经迷恋生产正能量般生产起了“丧”。从“葛优瘫”到如今的“丧”文化,越来越多的丧片、丧剧走红,社交网络上也充斥各式类似于“你惨,我比你更惨”的台词截图。有意思的是,新“垮掉的一代”似乎更折射出一种大众趣味的变迁轨迹:一是贩卖成功学的逻辑失灵了,二是所谓正能量纾解现实矛盾的能力实在有限,被集体无意识所遮蔽的心灵鸡汤始终难以自洽于生活里接踵而来的难题。
上世纪70年代诞生在英国的朋克音乐是一种“丧”,日本曾一度流行的“干物女”也是一种“丧”。不同的是,前者丧得更先锋,反叛一切枯燥和无意义;后者则丧得很温婉,既然生活如此麻烦,不如凑活过吧。相比之下,中国影视的“丧”文化起步其实挺晚,也烙印着特定的社会文化痕迹。
需要承认,东方文化的底色里是有“丧”传统的,日本影视是个颇具说服力的标本。在“干物女”之后,日文里还出现了“丧男”“丧女”的表达,那些生活失意的男男女女,丧的具体表现就是积极的生活态度不再。这些年的日剧几乎都带着这类隐而不发的趣味。近期的网红剧《四重奏》就是一例。剧中,三十而立仍对梦想坚信不疑的高桥一生,就陷入鸡汤失灵的困境。前妻对他直言:“梦想会让20岁的男人发光,对30岁的男人,只会令他黯淡。”
当然,这与日本社会(或者说是所有面临转型期阵痛的社会)的现实焦虑不无关系。去年的春季日剧《宽松世代又如何》就在探索现实之“丧”背后的社会性症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开始推行宽松教育,在所谓“宽松世代”下培养起了眼前的这一代年轻人,事实上催生出一个个包裹着强烈自私意味的个体,向外乏于竞争和协作的魄力,向内缺少认知自我的勇气。面对生活的无能为力成为年轻人的常态,而诸如《宽松世代又如何》这样的作品就在反思如何在大时代里避免成为被异化的趋同者,这种带着刺痛的“丧”何尝不是对“生活以下、生存以上”的探寻?
平凡的大多数总要直面生活的破碎,“丧”恰恰暗示着一种不逃避,承认假想的乐观永远敌不过生活本来的不易。当我们意识到“说真话”才是自己唯一而真切的权利时,“丧”的文化就以一种不快乐的姿态为人们谋来了另一种层面上的快乐。而这些,都在影视文化的小众嬗变里得到了镜像。
有数据显示,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曾经被打上“叛逆”标签的80后成为丧文化中的主流群体。在地域分布上,似乎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较内地更加“压力山大”。加班强度越大的职业,对“丧”文化的敏感程度也就越高。尽管互联网从业者工资高得令旁人眼红,但其中的心酸或许也就只有自己知道了。而一边刷着“丧”段子一边喝“鸡汤”的矛盾体也遍布一线城市,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继续领跑。
经过对丧文化背后原因的梳理发现,中年危机、单身、房价高、加班成了造成大家感到很丧的主要原因。伴随着这些问题与压力而来的,自然是内心的颓废与深夜的失眠,接下来便是沮丧、宣泄、扎心,然后竟然转化为一种幽默。尽管天天抱怨着“身体被掏空”“不想加班”,但他们仍愿意用自己的工作为社会创造价值,并不断提升自我。面对着比父辈更大的生活与工作压力,年轻人也仅仅是借助丧文化进行自我疏导,或者说是对社会小小地撒了个娇吧。
事实上,美国曾经“垮掉的一代”已经成长为国家的中流砥柱,日本的“宽松世代”激发出更多创意与可能,创造出丧文化的年轻人,不过是将此作为对生活的反思和幽默、对困境的反抗与排解。
所以,别那么沮丧于“丧”的存在,它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可怕。至少,它对于流行影视的价值,恰恰在于用一种独特的态度审视我们正在探索的逼仄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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