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克飞
因举报学校违规补课而遭劝退的少年刘文展,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当他振臂一呼时,他的大多数同龄人仍会选择按部就班,平时正常上课,周末补课,继续为高考而努力。
有人将刘文展比作为了造福他人而甘愿牺牲自己的普罗米修斯,其实也不恰当。普罗米修斯即使遭遇再多苦难,也未曾被他所帮助过的人类误解。但刘文展却不一样。
昨天见到一个文章标题,叫做“少年不识愁滋味,只因未到搬砖时”,指刘文展太过幼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以后搬砖之时才会明白自己有多傻。
对刘文展的抨击,可算是五花八门。有人认为补课本属公开的秘密,到处都一样,你凭什么举报自己学校；有人认为补课不是坏事,学校补课就收几百块钱,你不补,成绩就不如人家,要是出去找补习班,收费只会更贵；更有人认为,学校就不该要这种学生,因为“谁敢要一个告密者”,却对整个事件中最恶劣的问题——刘文展作为举报者的信息未得保护反遭泄露——视而不见。
当然,最多的还是那些“冷静的旁观者”,他们会表示自己也反对补课,反对各种不公不义,但也会苦口婆心地说上一句:“孩子,不能这么傻,你要适应社会,这个社会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他们还会认为,韬光养晦才是最好的对策,只有把学习搞好,以后有出息,才有抗争的能力——当然,当人们在温饱、小康和富庶等不同道路攀爬,最终殊途同归时,还会不会想起这些事,他们不会告诉你答案,即使经验早已告诉我们真相。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也曾偶有抗争者,比如抗议饭堂菜品不佳等。宿舍里总有一群这样的同学,先是嘲讽抗争者太傻,整天跟学校对着干,然后就乐呵呵跑去饭堂,一边吃一边说“今天的菜真不错”。
读过历史你就知道,每个时代都不免如此。
还有人会对刘文展的支持者报以愤怒,问上一句“如果刘文展是你的儿子,你还会支持他吗?如果不能,你就是起哄,如果能,麻烦你让你儿子马上举报”,这样的道德绑架和滑坡逻辑,我们已见得太多。但它确实揭示了一点:人们总需要抗争者为其出头,但又不愿自己和自己亲近的人变成抗争者。
如果硬要探讨抗争者与“不劳而获者”的人生差异,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它顶多是个概率问题——拿我的同学为例,当年那些一边嘲讽一边享受饭堂菜品改善的同学,固然都因为格局有限,混得不太好,但当年的抗争者,同样举步维艰。
唯一可以乐观的,是越年轻的时代越强调个性。相比老一辈过于“熟练”的处世法则,年轻人相对没那么“聪明”,但这未必是坏事,总比活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模样要好,总比十几二十岁就看到六十岁的自己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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