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普贝尔(中)和难民营里的人在一起。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特约撰稿 林铎 编译
因为新闻来到希腊
让坎普贝尔放弃工作和家庭,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希腊的原因,是2015年9月那张让无数人动容的照片:在土耳其的一片海滩上,身穿红色上衣和蓝色裤子的小男孩艾兰面部朝下,伏在沙滩上,已经没了气息。他的妈妈和哥哥也在那次横渡地中海的旅途中遇难了。
“和其他美国人一样,我曾对难民危机毫无概念,直到2015年看到新闻上艾兰·库尔迪的那张照片,他只有3岁。”坎普贝尔说。
因为那条新闻,坎普贝尔请了假,她打算到希腊呆45天,亲眼看看那些难民的生活。“我原以为自己能看到难民有地方住,有东西吃,或者能享受到一些最基本的服务。”但当真正来到这里后,她看到的却只有海滩上成堆的救生衣和无数的救生船。
在希腊莱斯博斯岛的第一个早晨,坎普贝尔走到阳台上,进入她视线的是9艘来自土耳其的小船。“我们多少都听说过难民船超载的事,但亲眼看到一艘只能坐10个人的船上走下50个人,我感到揪心不已。”坎普贝尔记不清有多少次看见难民们走下船,俯身亲吻这块土地——他们经过了重重磨难,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来到了欧亚两洲的边境。“这些场景令人难以置信,又让人刻骨铭心。我还听到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故事,直到这时,我才真正被这场危机震撼到。”
帮忙建起了难民营
坎普贝尔决定做点什么,即使这些事是多么微不足道。每当她帮孩子们换上干净的衣服,看到他们到处寻找玩具时,心中就倍感欣慰。
很快,坎普贝尔就不只满足于帮孩子们换换衣服了,她开始帮忙建设难民营。“我刚到雅典北部的伊诺菲达难民营时,那儿还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帐篷和部队搭建的临时设施。我没什么和难民打交道的经验,不过我是个行动派,所以很快忙碌了起来,投身组织、规划和建造。”
一个月后,一名美国慈善家表示愿意出资支持坎普贝尔在希腊长期工作。于是,坎普贝尔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要辞职,我要呆在希腊。”去年6月,她成了伊诺菲达难民营的负责人。“起初我还有些胆怯,但我心里坚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这些难民需要有人照料,需要有人为他们发声争取权利。”坎普贝尔说。
在难民营运营过程中,当地居民也给了坎普贝尔很大的支持。去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由于供水管道被冻住,难民营里没了饮用水。坎普贝尔向管理部门求助,却被告知最快也得等星期二才能恢复。“你这是在告诉我们所有人,要等足足48个小时才能喝上一口水吗?”她很崩溃。幸好,坎普贝尔认识的一名餐馆老板伸出了援手——接到她的求助电话后,不到两个小时,就有一辆送水的卡车开了过来。“我还是遇上了不少善良的人,和我一起坚持做正确的事,他们中不仅有难民,还有希腊人民。”
坎普贝尔当了一年半的负责人,直到上个月,希腊政府关闭了这个营地。
营地被匆匆关闭,坎普贝尔感到无比煎熬。她在脸书上写道:“结束了,他们(希腊政府)赢了,我们输了。”第二天醒来时,她的手机塞满了无数热心的消息:“我能做些什么?我愿意帮忙。”这些信息给了坎普贝尔勇气,她希望大家携手同行,挺过这段时间。
不得不离别
坎普贝尔打听到,难民营可能会重新开放,可她现在不知道具体时间。不过,至少她为一些人安排好了去处:她给他们找了份“工作”。
难民们觉得,靠他人的施舍过活有损尊严,他们想自食其力。坎普贝尔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难民们用废弃的帐篷材料做成袋子,销售到美国。很快,那些拥有这份工作的人成了难民营里最快乐的一群人,因为他们终于有事可做,而不是只能无所事事地等着参加难民庇护面签。
目前,共有18名难民从事这份工作。上个月,坎普贝尔在附近一个社区里租下了一栋房子,为这些难民提供了生产地；而一些来自美国的买家愿意大批购入这些袋子。坎普贝尔希望他们可以很快正式注册商标,让难民们真正拥有这家“企业”。
尽管还没看到所有难民都安顿好,但坎普贝尔不得不离开了:她的志愿签证12月22日就要到期,希腊政府没有给她续签。“我的父亲是名海军军官,我丈夫是名海警,我每两年就要搬一次家,告别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可在难民营里,告别是最让人难过的时刻。”坎普贝尔说,她最舍不得的是4岁的穆斯塔发,这个小男孩将要和妈妈、姐姐和弟弟一起前往瑞典,与已经在那里的爸爸和哥哥团聚。“在相识的一年零四个月里,我越发喜欢这个孩子。我为他们一家人团圆感到开心,但也有些许遗憾,因为我知道,我们几乎不可能再见面了。”
“我的丈夫曾经问我:‘在希腊,你曾是2000多个人的妈妈。回来以后你打算做什么?’”坎普贝尔说,“我打算做的,就是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发生在这里的一切,让大家明白我们都生而为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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