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刚过完九十大寿的著名诗人余光中,12月14日于台湾病逝。对于大陆读者而言,最脍炙人口的当推他的诗作《乡愁》,而他的创作不止局限于诗歌创作。梁实秋曾评价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他自己也曾说过,“我的一生写诗虽近千首,但是我的诗不全在诗集里,因为诗意不尽,有些已经洋溢到散文里去了。同时,所写散文虽达一百五十篇,但是我的散文也不全在文集里,因为文情不断,有些已经过渡到评论里去了。”2004年,九卷本《余光中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时,余光中特地撰写了《自序》,回顾了自己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尤对诗歌、散文的创作和评论的写作发表了独到见解。
>> 古典之根已蟠蜿深心,新文学之花叶也已成荫
早年我自称“右手为诗,左手为文”,是以诗为正宗,文为副产,所以把第一本散文集叫做《左手的缪斯》。其中的第一篇散文《石城之行》写于1958年。说明我的散文比诗起步要晚十年,但成熟的过程比诗要快,吸引的读者比诗更多。至于评论,则在厦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虽是青涩的试笔,却比写抒情散文要早很多,比写诗也不过才晚一年。
我是在1949年的夏天告别大陆的。在甲板上当风回顾鼓浪屿,那彷徨少年绝未想到,这一别几乎就是半个世纪。当时我已经21岁,只觉得前途渺茫,绝不会想到冥冥之中,这不幸仍有其大幸:因为那时我如果更年轻,甚至只有十三四岁,则我对后土的感受就不够深,对华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够厚,来日的欧风美雨,尤其是美雨,势必无力承受。
要做一位中国作家,在文学史的修养上必须对两个传统多少有些认识:《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是大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小传统。当年临风眷顾的那少年,对这两个传统幸而都不陌生:古典之根已蟠蜿深心,任何外力都不能摇撼；新文学之花叶也已成荫,令人流连。不过即使在当年,我已经看出,新文学名家虽多,成就仍有不足,诗的进展尤其有限,所以我有志参加耕耘。后来兼写散文,又发现当代的散文颇多毛病,乃写《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逐一指陈。
早在厦门大学的时期,我已在当地的《江声报》与《星光报》上发表了六七首诗,七篇评论,两篇译文,更与当地的作家有过一场小小的论战。所以我的文学生命其实成胎于大陆,创作起步于南京,刊稿则发轫于厦门。等到四十年后这小小作者重新在大陆刊稿,竟已是老作家了。
>> 乡愁之作虽多,其他主题仍然可观
到2000年为止,我一共发表了805首诗,短者数行,长者多逾百行,其中有不少首是组诗。论写作的地区,大陆早期的青涩少作,收入《舟子的悲歌》的只有3首。三次旅美,得诗56首。香港时期,得诗186首。在台湾写的诗一共有560首,当为我诗作产量的十分之七。诗之于文化传统,正如旗之于风。我的诗虽然在台湾飘起,但使它飘扬不断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长风。
自上世纪80年代开放以来,我的诗传入大陆,流行最广的一首该是《乡愁》,能背的人极多,转载与引述的频率极高。一颗小石子竟激起如许波纹,当初怎么会料到?如《民歌》《乡愁四韵》《当我死时》几首,读者亦多,因此媒体甚至评论家干脆就叫我做“乡愁诗人”。许多读者自称认识我的诗,都是从这一首开始。我却恐怕,或许到这一首也就为止。
这绰号给了我鲜明的面貌,也成了将我简化的限制。我的诗,主题历经变化,乡愁之作虽多,只是其中一个要项。就算我一首乡愁诗也未写过,其他的主题仍然可观:亲情、爱情、友情、自述、人物、咏物、即景、即事,每一项都有不少作品。
>> 不甘于小品与杂文,发展大品与美文
我写散文,把散文写成美文,约莫比写诗晚了十年。开始不过把它当成副业,只能算是“诗余”。结果无心之柳竟自成荫,甚至有人更喜欢我的散文。后来我竟发现,自己在散文艺术上的进境,后来居上,竟然超前了诗艺。到了《鬼雨》《逍遥游》《四月,在古战场》诸作,我的散文已经成熟了；但诗艺的成熟却还要等待两三年,才抵达《在冷战的年代》与稍后的《白玉苦瓜》二书的境界。
一开始我就注意到,散文的艺术在于调配知性与感性。当年我分出左手去攻散文,就有意为这歉收的文体打开感性的闸门,引进一个声色并茂、古今相通、中西交感的世界。而要做到这一点,“五四”以来的中文,那种文言日疏、西化日亲的白话文,就必须重加体检,回炉再炼。所以在《逍遥游》的后记里我说:“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在这一类作品里,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摺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当年的我野心勃勃,不甘在散文上追随“五四”的余韵,自限于小品与杂文。我的诗笔有意越过界来,发展大品与美文,把散文淬炼成重工业。在仓颉的大熔炉里,我有意把文言与西语融进白话文里,铸造成新的合金。
尤其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叶,一来因为我青春正盛,万物有情；二来因为初在美国驰车,天迥地,逸兴遄飞,常有任公“世界无穷愿无尽”之感,但在新大陆的逍遥游之中却难忘旧大陆的行路难,豪兴之中又难抑悲怆,发而为文,慨当以慷,遂有高速而锐敏的风格；三来那几年我对中文忽有会心,常生顿悟,幻觉手中的这支笔可以通灵,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于是我一面发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类文章,鼓吹散文革命,一面把仓颉的方砖投进阴阳的洪炉,妄想炼出女娲的彩石。
不管真丹有未炼成,炉火熊熊却惊动了众多论者。四十年来对我散文的评论约莫可分两派,一派看重前期这种“飞扬跋扈为谁雄”的感兴美文,认为真把仓砖炼成了娲石,另一派把这种锐敏之作视为青春痘现象,而强调后期之作醇而不肆,方算晚成。你若问我如何反躬自估,我会笑而不答,只道:“早年炉热火旺,比较过瘾。”
>> 以诗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
我写评论,多就创作者的立场着眼,归纳经验多于推演理论,其重点不在什么主义,什么派别,更不在用什么大师的学说做仪器,来鉴定一篇作品,不论这一“书写”是否合于国际标准或流行价值,而是在为自己创作的文类厘清观点,探讨出路。
我当然也算是学者,但是并非正统的评论家,尤其不是理论家。若问我究竟治了什么学,我只能说自己对经典之作,也就是所谓文本,下过一点功夫,尤其能在诗艺上窥其虚实。文类的分野与关系,尤其是诗、文,也令我着迷。文学史的宏观与演变更是我熟读的风景,常常用来印证理论与批评。
我的一生写诗虽近千首,但是我的诗不全在诗集里,因为诗意不尽,有些已经洋溢到散文里去了。同时,所写散文虽达一百五十篇,但是我的散文也不全在文集里,因为文情不断,有些已经过渡到评论里去了。其实我的评论也不以评论集为限,因为我所翻译的十几本书中,还有不少论述诗、画与戏剧的文字,各以序言、评介或注释的形式出现。
这么说来,我俯仰一生,竟然以诗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简直有点“文体乱伦”。不过,仓颉也好,刘勰也好,大概都不会怪罪我吧。写来写去,文体纵有变化,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便是我对中文的赤忱热爱。如果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圆,宏美的中文正是其半径,但愿我能将它伸展得更长。
(摘自《余光中集》序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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