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一九四二》中报道河南大灾荒的美国记者
美国记者白修德
《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
[美]白修德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美国记者白修德是汉学家费正清的第一位弟子,在二战期间他的驻华记者生涯中,接触到了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军高层的几乎所有人物。回忆录《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记录了他作为一个记者的追寻和探索,个体与历史合而为一,遂成传奇。
>> 像埃德加·斯诺一样去中国
1915年,白修德出生在美国的一个犹太家庭,因为家境贫寒,加上幼年丧父,16岁时中断学业到街头卖报维持生计。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白修德饱尝了经济危机带给穷人的痛苦和辛酸。
1934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的220美元奖学金和报童基金提供的180美元助学金,加起来正好是哈佛大学一年的学费,因此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读书,之后转入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著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费正清的第一位弟子。费正清对白修德早年职业生涯的选择产生了极大影响。费正清认为白修德并不适合做学问——当一名哈佛燕京学院的研究员,而是鼓励他做新闻记者——像埃德加·斯诺一样去中国。
毕业后的白修德带着费正清送给他的一台旧打字机来到中国上海,开始了记者生涯。参观上海的工厂,让他看到了旧中国底层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玻璃热水瓶工厂中穿木底鞋的男孩童工；纺织厂垃圾堆中竹席裹着的小女工尸体；缫丝厂里双手腐烂还在工作的六七岁女孩。白修德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定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或是做一个革命者,或者党人或是一个鼓动家。”他决定亲自投身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迫切希望在中国内地寻找一份工作。
1939年3月,白修德被国民政府雇佣并被派往重庆工作,头衔是“中国宣传部顾问”,负责审查和指导在重庆的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确保不会向日方透露信息又符合国民政府的要求,并策划一些报道来美化国民政府以得到美国的支援和资助。如他多年后所言,“我是被雇佣来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的。”
初到重庆时经历的一次日军空袭,使白修德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憎恨。即便看到了国民政府的腐朽,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他依然写下了许多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有利的报道。另外,白修德与国民政府的这种雇佣关系,多少影响了他对华报道的客观性,与许多美国人一样,他认为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的希望。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追求新闻自由的西方新闻记者,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满意,他为美国《时代》周刊供稿也要通过国民政府宣传部的审核。终于在1939年12月,在《时代》周刊刊登他的署名文章的同一天,他递交了辞职报告,结束了这段为期9个月的国民政府宣传官员的身份,专职为《时代》周刊提供中国战区的报道。
>> 最漂亮也最不忍心吃的一席中国菜
埃德加·斯诺因在《西行漫记》中真实报道了陕北红军的消息而蜚声世界,同这位美国同行一样,白修德也因真实地报道了1942年至1943年的河南大灾荒,而写下了他在中国记者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页。
得知河南灾情的消息后,1943年2月,白修德与《伦敦时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穿越日军炮火到达河南,他们都被眼前的悲惨景象深深震撼。以至于几十年后白修德因为撰写回忆录而翻看那些采访笔记时,仍然不愿相信那是真的。“我的笔记在告诉我,我只是报道亲眼所见和经过验证的事实。然而,这些事实却连我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会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数百万灾民挣扎在生存边缘时,国民党军政人员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旧是山珍海味,锦衣玉食,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白修德与福尔曼离开郑州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为他们践行,宴请菜单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儿饼,饼上撒满了白糖。这是白修德“平生吃到的最漂亮的,也是最不忍心吃的一席菜”。
在人相食的悲剧背后,白修德发现造成灾荒局面的不仅是自然灾害,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直接导致大量百姓冻死饿死,他由恐惧变为愤怒。3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刊发了白修德关于河南大灾的报道《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做法大为不满,甚至愤怒。
这篇文章刊发的时候,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游说,以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白修德对河南灾情的披露使她极为恼火,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还强烈要求《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解雇白修德。
尽管当时白修德未被解雇,但他同老板卢斯这个蒋介石在美国的“代言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之后白修德不断向《时代》发回报道揭露蒋介石及其国民政权的丑行,却被编辑按照卢斯的意愿删改得面目全非,对蒋介石的谴责被改成对蒋介石的歌颂。愤怒的白修德在重庆的办公室挂上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在这个办公室里写出的东西与《时代》刊登的内容如有任何雷同之处,纯属巧合。”到1944年底,白修德从中国发回《时代》的报道几乎无法刊出。
>> 随尼克松访华重逢周恩来,称“老朋友”
1944年,在华外国记者掀起“赴延安考察”的热情,蒋介石迫于压力,不得不允许外国记者赴延安采访。当年10月,白修德作为第二批获准采访的记者来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真等中共领导人,很快他就发现: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离开延安后,白修德把延安之行的经历和见闻写成一系列报道,向世人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希望《时代》周刊不再支持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转而支持深得民众信赖的中共政权。1946年,与老板卢斯彻底决裂的白修德正式离开《时代》周刊。
回到美国的白修德与另一位美国驻华记者贾安娜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的惊雷》一书,记录了他们眼中处于战争年代和危急时刻的中国,包括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腐化以及共产党力量的逐步兴起。之后,他便与中国绝缘。
直到1972年,白修德作为记者随尼克松再一次回到中国。宴会上,白修德在时隔20多年后又见到了老朋友周恩来。周恩来也认出了白修德,不过“周恩来那时的英语已经衰退了,只能连声说我是他的‘老朋友、老朋友’”。
在回忆录里,史迪威、肯尼迪和周恩来是白修德最崇拜的人,“他们一出场我就几乎全部丧失了自信和判断”“在这三个人面前,我有举止不知所措之感,这种情形发生最多的则是在周恩来身边”。
七天后,白修德在杭州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尼克松说:“那不是白修德吗?解放以后,他还没有来过中国呢!”这让20年来一直争取访华而毫无结果的白修德有点生气,他回了一句:“这并不是我的错,我想来来不了。”周恩来笑着说:“也许我们双方都有过错。”
1983年春天,白修德又到中国待了两个多月,采访了包括胡乔木在内的许多人物,这是他与中国的最后联系。三年后白修德因病在纽约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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