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昱
最近,老诗人与新诗人的互撕成了文坛一个小小的热点。曾写出《相信未来》的诗人食指在一次讲座上炮轰余秀华:“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
应当说,食指对余秀华的“吐槽”,表达了相当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曾经活跃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对当今诗坛的不满情绪,可谓句句见血。面对食指的指责,余秀华的回击也堪称简洁:“我的过错还在于,在社会底层,偏偏高昂着头。我不知道何谓尊严,我只是想如此活着……”
从食指和余秀华的互怼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争执其实是更高层面的问题:诗歌,作为最适合抒情的文体,抒的到底应该是公情还是私情?
巧合或者必然,食指和余秀华这两个诗人,恰好是反映半个世纪来中国诗人地位急速衰落的两个典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食指的《相信未来》被四处传抄时,会写诗还是小伙子用于博得女孩好感的顶级技能。然而,现如今,随着余秀华的走红并被不怀好意的炒作者安上“脑瘫诗人”的外号,你再跟姑娘炫耀你会写诗,姑娘只会怀疑你是否同样脑子有病。
诗人地位的一落千丈,原因正在于他们所抒之情由“公”向“私”的转变。想当年,无论是食指的“相信未来”,还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抑或是北岛的“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都是一个时代年轻人的思想呼声。但如今,余秀华即便能把她的诗写得再好,也很难被人反复吟诵,其原因正在于她所表达的情感是很私人、很特殊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句话脱离了余秀华所身处的那种特殊地位和心态,被别人吟诵出来就似乎是在耍流氓,这样的诗句当然不适合在公众中流行。诗歌难以流行,甚至被视为怪异,诗人的地位又怎会高呢?诗歌的最大价值在于被人吟诵,诗人写诗的理由可以有千千万,但被吟诵的理由却只有一个:表达了人们普遍具有的某种“公情”。
然而,把握不到“公情”真的是因为新一代诗人不努力、没理想吗?
实事求是地说,食指对余秀华的指责其实找对了病根所在,却又打偏了板子。诗人能不能把握到“公情”,这事既要看个人,也要考虑历史进程。大多数诗人在写诗时未必都怀有“为人类的命运、为祖国的未来考虑”的主观自觉,但幸运的诗人会踩中公情的脉搏。比如,杜甫身陷囹圄时写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想的多半只是把眼前情境用诗的语言描写一下,但这句话恰恰踩中了安史之乱这个当时的中华文明最大痛点,于是被传唱千年。所谓“家国不幸诗人幸”,写诗这个行当,确实是很看运气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人的生活曾经前所未有的一致化,当人们所受教育以及生活境遇等方方面面都被高度统一时,大家的所思所想其实也是一致的,一旦有位诗人能用最简洁、优美的语言将它表达出来,它立刻就会成为被公众普遍接受的“公情”,因为他说出了大多数人想说的话。这就是食指的诗即便最初只有手抄本却能迅速流传的原因。
然而,中国经济随后的急速发展打破了这种公情,阶层的分化、细化让人很难再具有某种“公情”,而余秀华本人,其实恰恰是这种分化和细化的最好例证。如她自己所言,她是一个“在社会底层,偏偏高昂着头”的人,这样的人在当今的中国的确有,甚至不在少数,但想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整个社会的“公情”,其数量却依然是不够的。
更何况,有这种心态的人大多都在埋头挣钱,很少有人像余秀华一样昂头吟诗。所以她所写的诗注定只能是种“私情”,即便她的理想不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而是像食指所主张的那样成天忧心家国天下乃至全人类的命运,恐怕也难逃少有人吟诵的结局。
总的来说,食指和他那一代诗人是幸运的,他们赶上了中国现代诗的黄金时代,对于他们在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对“公情”的追逐、对人类和国家未来的责任感,我们应当予以尊敬。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因此指责余秀华,随着社会的细化,各种“公情”俯拾即是的时代已经过去,写诗的确已经如余秀华所言变成了一种“很私人的事情”——由私人来写,也注定只能由少数私人读懂。受众面的变窄,让余秀华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获得食指那样的名望。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强求呢?对余秀华多点理解,放她去写她自己的情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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