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一生纵横恣意的台湾作家李敖文笔犀利,批判色彩浓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被文学圈内外广泛关注。作为文字深具力量的作家,很多人拿他跟鲁迅作比较。在文学评论家谢有顺看来,李敖缺乏鲁迅式的自我追问和自我反省,以至于他的文字在精神向度上无法继续向存在的悲剧领域挺进。——有时,自我的悲剧比历史的悲剧要深刻得多。但李敖的自负,使他轻易就放弃了自我悲剧这块更为重要的领域。
>> 与其说李敖是杂文家,还不如说他是思想者和历史学家
散文是自由主义的文体,往往与作家的心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却不是适合作家在思想或精神上用力的地方。甚至由于用力过猛,着了痕迹,许多的散文就显露出失败和僵硬的面貌来,让人无法卒读。因此,散文写作一直被人视为一种柔软而亲切的话语运动(林语堂所说的“娓语”,大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它有着最为广泛的语言边界,也有着最为自由的文体特征,以至于一切无法归类的文字都可称之为散文。
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散文就是成功的范例。读他们的散文最大感受是,你几乎看不到作家用力的地方,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这种文字在阅读者的心灵中所起到的效果,也非以冲击力取胜,它更多的是给人智慧,让人舒适。
也有另一种散文方式,它是用力的,直接的,坚硬的,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杂文。这种分类,早在一九二三年,周作人就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概括出了散文写作中的两种艺术风格:“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察力与措辞的犀利。”不过,后一种文体成功的不多,也很容易变成应时之作。只有少数是例外,比如现代的鲁迅,当代的李敖,他们写的文字深具力量,这是由于他们见识非凡,自然,他们的文字也就成了散文用力的典范。
我喜欢李敖的坚决和博识。在我们这个庸常的时代,李敖式的人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他胡说的时候挺多,但他那种直率、坦诚而尖锐的话语品质,为多数的写作者所没有。可以想象,多一些像李敖式的人物,文坛的献媚、吹捧文字将锐减。他或许能为文字多赢得一分敬畏,同时也让一些人对文字产生恐惧。文字的力量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我现在担心的是,由于李敖的某种狂放和自大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以至于他们会出于义愤而忽略李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
其实,李敖是鲁迅之后少有的对杂文事业有实质性发展的人。我指的是,他的杂文不仅针砭时弊,而且与历史专论、资料考据结合在一起,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风格。他不像其他一些杂文家那样,满足于呈现自己的道德立场,而是以考据为基础,步步推进,终使自己的大胆结论获得证实。本来,他有话直说、毫不留情的话语方式,是很难被推崇谦虚、宽厚和温和的中国人所接受的,但由于他经常用大量的材料说话,使得连反对他的人也经常无话可说。因此,李敖的文字比一般的杂文家要宽广、深邃得多。我们与其说他是杂文家,还不如说他是思想者和历史学家。尤其是在杂文这一文体如何与历史材料应用相糅这点上,我想,多数人是比不上他的。我读过李敖的《胡适评传》《蒋介石研究集》《中国性研究》等著作,觉得李敖自有他狂妄的理由——他的确有自己非凡的材料发现和与众不同的见地。
>> 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李敖一直是乐观昂扬
但李敖与鲁迅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这里。毕竟,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李敖则一直是乐观昂扬的,无论外面的环境多么险恶,他一直没有放下自己那副自得和自满的精神架势,并坚持用揭人之短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这或许正是李敖的机心所在。
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外面这层乐观主义和自我中心的保护色,李敖还能安全地活到今天；他如果在精神气质上也像鲁迅那样阴郁和绝望的话,今天的李敖,即便没有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至少也已经自我折磨得奄奄一息了。这是李敖的幸运之处,但同时它也造就了李敖在文字上的局限:他缺乏鲁迅式的自我追问和自我反省,以致他的文字在精神向度上无法继续向存在的悲剧领域挺进。——有时,自我的悲剧比历史的悲剧要深刻得多。但李敖的自负,使他轻易就放弃了自我悲剧这块更为重要的领域。尽管他也写小说,以期弥补,但事实上并不成功。
也就是说,文学上的李敖与思想上的李敖是并不对等的。作为一个史论家,他堪称出色,作为一个散文家和小说家,他却有着明显令人遗憾的地方,我把它概括为两点:
一、缺乏文学的暧昧性。史论和思想可以要求尖锐,但文学在许多时候却要求暧昧。李敖也许把许多事情都想得太清楚,表达上也过于直抒胸臆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必然造成对文学性的破坏,因为文学最动人的部分,往往就在暧昧不明的地方。没有暧昧,就没有文学。而李敖的《北京法源寺》等小说,里面之所以会充斥着大量议论文字,就可看作是他不会处理暧昧在文学中的作用而使用的补救手段。
二、缺乏文学的拙。李敖的文字有着明显的是非、道德判断,这对于论辩是有利的,但对于文学本身来说,就显得太直接了,尤其是他在行文中多半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说话方式,也未免显得太过聪明了。而我一直认为,好的文学,应该有拙的气质,特别是散文,更是要让人觉得作者的精神和情感流露都是缓慢的,沉着的,放松的。
可李敖的观念并非如此,他在《看谁的文章写得好?》一文中说:“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得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可见,李敖喜欢直接明了的话语路径,但这个问题一旦落实到文学中,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许多时候,拙而不笨,才是文学的大气。
这对李敖当然是苛求了。他这样的人,决定他不适合走这条暧昧而拙朴的文学之路,如果我们要求他写出柔软而亲切的散文篇章来,那就更没有可能了。他最专业的,就是在杂文和史论中表现自己的力量——设若把李敖的文字都看作是散文的话。我认为,他代表的乃是一种用力的散文,其特征是表达偏见,呈现锋芒。中间肯定会留下许多观点和论据上的漏洞,但由于这种文字的风格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以,即便有漏洞,也不会影响它在自己的论题上长驱直入。因为它要的本不是文字的正解,而只是思想的偏见。这点,与我们所熟知的柔软而温和的散文路径刚好相反。
散文往往是无力的,它一旦用力,走的一定是表达偏见(自由、深邃而迷人的偏见)的路子。这方面的成功者中,鲁迅如此,李敖也如此。
(摘选自《散文的常道》,谢有顺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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