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多年的李愿来,面对银行的智能设备,不停感叹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之大。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李愿来还保留着以前使用过的印章。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从一间土坯房,到宽敞明亮的银行大堂；从一把算盘、一本账簿,到如今高效的电子化办公；从1953年汶上第一家农信社到如今遍地开花,成为汶上县服务范围最广、营业网点和从业队伍最庞大的金融机构……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助推着汶上农商银行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长为农村金融主力军。作为原汶上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的李愿来,对改革开放40年间发生的变化,如数家珍。
体制改革
从信用社到农商银行
“农村信用社来自于农民,扎根于‘三农’,它是当之无愧的‘离大地最近的银行’。”在原汶上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主任李愿来看来,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让汶上农商银行脱胎换骨,实现了从农村信用社到商业化经营的“华丽转身”。
“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改革开放初期,全县信用社与银行营业所合署办公,农信社实际是银行的基层机构。”李愿来说,汶上县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创立于1953年,先后接受人民公社、农业银行代管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纳入规范化管理。
“国务院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后,1994年4月,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与农业银行分门办公,正式组建汶上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民主管理的企业法人。”李愿来说,这也是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关键一步,并随之进入较快发展时期。截至2003年底,各项存款余额达到90558万元,各项贷款余额为74400万元,较1993年底实现跨越式增长。
2005年10月,汶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创立,成功进行一级法人的组织形式改革,“三会一层”的经营管理架构逐步建立；2016年3月,汶上农商银行正式挂牌开业,有着60余年历史的汶上农信社改制成功。
“背包银行”
走进现代化电子时代
“变化太大了,现在进了营业厅,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觉得稀奇得很!”李愿来笑着说,行里的年轻人都想象不到,农信社成立的前十年,员工都是各自在家办公,直到1963年,农信社才有了自己的“家”。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下乡搞业务全靠两条腿和一个挎包,包里装着算盘、单据,业务走到哪里办到那里,被老百姓亲切称为‘背包银行’。”李愿来说,随着农信社业务的不断扩大以及省联社的成立,如今电子网络系统、综合业务系统、核心业务系统相继上线,温馨舒适的营业厅代替了低矮的土坯房,电脑计算机代替了密密麻麻的手工账本,PAD、手机代替了旧挎包,办事效率大大提升。“现在多方便,出门办事不用带现金,网点遍布城乡,一张卡汇通天下,真的太方便了。”来汶上农商银行营业厅办理业务的刘女士,一句话道出了农信社服务设施的现代化。
四十年变迁,汶上农商银行坚持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始终坚定为“三农”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初心,重拾老农金的“挎包精神”,深入推广普惠金融,在汶上辖区内设立普惠金融便民服务点300余个,把银行开到最偏远的村庄,打通了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并大力推行“家庭银行”,为广大市民、农户家庭成员生产、生活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综合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
从业务“小三样”
变为农村金融主力军
“改革初期的农信社业务普遍是‘小三样’,即存款、贷款、转账。”李愿来说,当时,他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收缴百姓零散的储蓄存款,发放着类似扶贫的小额贷款,虽然金额小,也为农村经济与农民的发家致富,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农民想发家致富,可又苦于资金短缺。关键时刻,是农信社为农民朋友购买柳树苗、小猪苗、承包大片农田。”李愿来骄傲地说,改革开放使农村经济搭上了快车道,农信社的存款也实现了翻番增长。
随着农村金融市场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信用社利用自身网点多、信息综合性强等优势,相继开办了汇兑、结算、银行卡、代收付等业务。银行化改革完成以来,汶上农商银行依靠日渐强大的科技支撑,不断丰富业务品种,先后开办了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个人理财、智e购、智e付、聚合支付等业务,近年来又积极推动银医通、银校通、银交通、社保基金、蚂蚁金服项目落地,全面开通水、电、燃气等各渠道的全面代收业务。
2016年以来,汶上农商银行推出“富农”、“兴商”、“福民”三个系列17个贷款品种,成立了贷款受理中心,并开通电话受理中心,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开通微信申贷业务,多方位、多层次满足客户信贷需求。
截至2018年10月末,汶上农商银行各项存款余额111.4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67.78亿元,已成为汶上县营业网点和从业人员最多、服务范围最广、服务客户最多、资金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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