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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周末起,高考招生以一种突兀而强烈的方式,抢占了舆论中心。一切缘于一则按惯例下发的通知。4月22日,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称,江苏、湖北等12个“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份将向中西部地区省区增加招生计划,其中,湖北省计划调出4万个高考招生名额,江苏省计划调出3.8万个。在这一消息发酵半个多月之后,一场始料未及的轩然大波呼啸而起。自5月11日起,江苏、湖北两省的部分学生家长分别在两省的教育厅门口大规模聚集,满怀激愤地抗议“减招”。尽管在两省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分别作出了“三个不减少”“四个不低于”的承诺之后,事件才算告一段落,但在舆论场上,仍是一片交锋之声。
王学钧
“减招”何以如此激怒苏鄂两省考生家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中国经营报》专访时道破“天机”,“它冲撞了考生家长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疑问:本地生源减少了,自己的孩子是否有更好、更多的升学机会?”
于是,对苏鄂考生家长的同情,很快变成对整个高考政策公平性的探问。《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高招指标调整:以程序正义协调好各方利益》看到了公民权利意识日益勃兴,并提醒有关部门决策者,“公共政策越是初衷良善,越需要在与民意互动中找到最佳切入点,在多元利益主体的纷纭表达中找准平衡点,以及把握最佳发布时机。”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号“侠客岛”,则发表文章《高考名额跨省调拨的逻辑》,将更深层的原因指向教育部门逻辑上的“不自洽”。“直截了当地说吧,这个不自洽的反例只需要一个就够了:北京……大家只是因为此次的政策在反弹吗?只是维护自己孩子的利益?是,但也不全是。更多的时候,大家在宣泄的是‘积怨’——基于教育资源、录取名额分配不公平的积怨。”
于是,有关高考招生计划的讨论,很快演变为“如何实现公平”的深刻话题。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贴出2005年的一篇旧文以表明立场。在这篇题为《公正扭来扭去只能导致公正消失》的时评中,曹林表达了对教育领域的倾斜政策不以为然:“为了一个局部的公正,对整体公正进行扭曲,为了另一个局部的公正,再进行扭曲,扭曲到最后,已经远远地偏离了公平的初衷,以公平的名义反公平,让规则留下千疮百孔,与公平越来越远。”
与曹林相反,《新京报》的《高考制度从来不公平,也无法再做社会公平的遮羞布》一文,则借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潘毅之口表达政策倾斜的正当性。“我们所有人都是历史不平等/平等的产物,作为一个共同体(国家/民族),难道不应该纠正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平等吗?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国家的发展中是被拉下和被拖欠的,难道不应该获得某种事后的补偿吗?”
的确,无论政策如何,终究要通向“公平”这个终极目标,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路径。新华网署名李海年的文章《“三个统一”可解决“高考减招”风波和“教育不公”》,就从方法论的角度给出了答案:“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率”是当前解决减招风波和教育公平的唯一的、合理的和相对科学的办法。其中,各个省市自治区根据本地考生总人数而制定出的统一录取率是“三个统一”核心之所在。各个省市自治区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划分录取分数线,在无形中也起到了向中西部倾斜的作用。
李海年提出的方案,是对现有政策的修补,以省为单位分配指标仍是方案核心。相比之下,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提的方案尺度更大,他认为要实现更大程度的高考公平,必须打破现在的分省份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考生在任何地方可自由报考,再以统一考试成绩去自主申请大学,大学独立进行评价、录取。”
说来说去,除了追求公平这一核心价值相同之外,对于如何考试、如何录取,恐怕短时间内找不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也难怪,难题其实由来已久,司马光与欧阳修两大名臣,就曾为科举名额南北配置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而在同样的争议之下,有了明朝洪武年间的“南北榜”,一直延续到康熙年间的“解额制”。知名学者张鸣就发文称,早在明朝就有了“高考移民”,“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绍兴人徐渭,多亏“移民”贵州才考上了秀才。
如今,问题再度摆在人们面前,在给出答案之前,不妨像青年政治学者刘瑜那样,站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问自己一个问题: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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