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楼兰考古报告还原最真实丝路古城 　　今年春天,侯灿先生记录楼兰考古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在迟到35年后正式出版,这也是目前我国唯一的楼兰古城考古调查的详细报告,尽管姗姗来迟,却依然具有里程碑意义。
　　黄沙漫漫,大漠孤烟。42年前的1980年,一支由士兵、考古人员、牧民组成的特殊队伍艰难行进在新疆罗布泊的茫茫沙漠中,他们要对丝绸之路上神秘的楼兰古城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考古发掘。
　　记者　张向阳　　　　　　　
　　
规模:　　　　　　　　兵分两路收获颇丰
　　一说起楼兰,人们自然会想起唐诗中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等千古名句。关于楼兰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楼兰是著名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作为丝绸之路要冲和枢纽,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为历代中央政权有效管理西域、维护丝绸之路安全畅通起到了重要作用。楼兰曾经辉煌一时,直到公元4世纪左右,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彻底消失,只留下诸多神秘的传说和未解之谜。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遗址,一直以来楼兰也是西域考古和丝绸之路考古的焦点。自楼兰古城遗址被再度发现以来,它的兴盛、衰落,成为国际学界最为关注的考古话题之一。
　　新中国对楼兰遗址的考察,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时在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侯灿,参与了对楼兰遗址的考古调查。对很多人来说,侯灿是个陌生的名字。他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新疆考古与历史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过《高昌楼兰研究论集》《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等著作。
　　侯灿1936年出生,1960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新设立的“考古专门化专业”,是新中国培养的较早的一批考古专业人才。1973年,侯灿被调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开始整理吐鲁番出土墓砖,成就了他对于吐鲁番研究的学术贡献。1978年,随着考古队伍的调整,侯灿被调入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他后半生最钟情、最牵挂的楼兰考古与研究事业。
　　1979年中日联合拍摄“丝绸之路”纪录片,带来了新中国楼兰考古的契机。当时,中央电视台邀请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工作队,进入楼兰遗址开展考古,穆舜英、王炳华、王明哲、侯灿等学者参与了这次考古工作。1980年,经过前一年的两次勘查,考古队兵分两路开进了茫茫沙海,考古所的侯灿是西路负责人。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沙漠考古,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属于科学意义的楼兰考古。
　　这次考古工作包含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楼兰古城、铁板河墓地、楼兰城郊古墓葬的发掘等,出土了引起公众强烈关注的“楼兰美女”干尸。楼兰古城,如今只剩残缺的佛塔、城墙、宅院和三间房遗迹,被千年风沙吹拂的堪称奇异的雅丹地貌。考古队发掘的文物折射出楼兰作为丝路明珠的繁盛时光:这里有大量玻璃、海贝、海蚌、珊瑚；铜币集聚了西汉五铢、东汉五铢,王莽大泉、货泉,还有阿富汗地区的贵霜王朝钱币。
数据:　　　　　　　　纠正斯坦因的误差
　　早在20世纪初,以斯文·赫定和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为代表的一批批所谓“外国探险队”,从楼兰盗走了大量文物。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古城,开始对楼兰的发掘,“收获”了大量文物包括珍贵的简牍文书,并运到国外。1903年,他的纪实性行记的英文本《中亚与西藏》出版；此后数年间,他又编写了八卷本的《1899—1902年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引发了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对楼兰和罗布泊的兴趣,也引来了打着各种旗号的挖掘者。1905年美国的亨廷顿探险队进行发掘；1906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奔赴楼兰,系统调查、发掘了楼兰地区大部分城址和墓葬。其实,楼兰的宝藏哪里可能尽入斯坦因囊中。他走后不久的1909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发掘楼兰古城,获得证明海头与楼兰所在的“李柏文书”。1914年斯坦因再度到此,又有所获……
　　我国科学家到楼兰考察,开始于1927年。当年随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来楼兰的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和地理学家陈宗器,曾先后数次到达罗布泊北岸考察,发掘遗址,出土了70多枚写有明确的西汉纪年的汉文木简,发掘了汉代烽燧遗址,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铜器、铁器、漆器、木器和骨、石、陶器,以及丝、麻织品残片,这在寻找楼兰的印记里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
　　1979—1980年的这次考察先从空中和地面探查进入楼兰的道路,1980年3月下旬才分东西两路进入楼兰。这次科学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的合作,再加上后期侯灿先生的细致整理、人类学家的参与、测年手段的引用等,都使得楼兰考古发掘工作成为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除了新疆考古所之外,新疆气象局、新疆地理研究所的加入,使得勘察、清理、图片制作、修复清洗较之以往都更为专业。
　　对楼兰古城的考察,为楼兰古城的地理位置和规模、从汉到晋的历史演变、形态布局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资料,揭开了这个西域古国的神秘面纱,更正了既往的一些说法。中国考古队首次为楼兰测量了精确数据,包括经纬度、水渠道路、建筑遗址等数据,纠正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粗率记录。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书中记录楼兰古城的位置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其规模按城垣复原线计算东面长333.5米,南面长329米,西、北两面各长327米,总面积为108240平方米,基本上呈正方形,借此纠正了斯文·赫定在1901年、斯坦因在1906年和1914年测定的楼兰古城位置与规模数据误差。考古队还采集到许多细石器文化标本与魏晋时期的文物,特别是出土了60多枚汉文木简文书；发掘了城郊的平台墓地和孤台墓地,确定墓葬的时代是两汉时期。侯灿先生在曾被外国人盗挖过的地方做二次发掘时,还有新收获。比如他在斯坦因发掘过的MB1、2的墓葬中,又清理出大量珍贵文物。
成果:　　　　　　　　描述丝路古城变迁
　　今天,打开这本《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仿佛跟随当年的考古人员一起走进楼兰古城:枯倒的胡杨树、残破的土城墙、干涸的古水道,官署佛塔、烽燧墓葬,其间错落的陶器、布片、铜镜、铁钉、戒指、骨雕……古老的遗迹再现了它当年作为丝路绿洲繁盛的景象。这部考古报告还原了楼兰人的生活场景——他们临水而居,种植果木,耕作商贸,建九层佛塔,绘斑斓壁画,更把中央王朝的统治管理模式扩展到此间。
　　出土的木牍竹简,让我们窥得楼兰古国之一斑,提供了破译历史谜团的钥匙。那一次他们共发掘出65枚简纸文书,其中木简文书63枚,纸文书2枚,有纪年的文书4枚,从泰始二年(266年)到泰始五年(269年)。侯灿根据考释得出结论,西晋司马炎执政时期对楼兰进行过积极的建设,楼兰古城的最后形制应该是完成于那个时期。
　　这些文字无声描述着丝路古城的变迁,让我们触摸到悠长的历史印记:自石器时代起,楼兰就依傍孔雀河的下游聚集人类,两汉形成丝路孔道,魏晋成为西域长史的驻地,后来随着环境的变迁,消失在浩瀚的历史云烟中,只留下一座神秘的古城……
　　当年,抖掉身上的沙尘,侯灿回到乌鲁木齐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考古报告的撰写工作,到1987年就已经完成。报告中对调查发掘经过、考古发掘所得文物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对照前人发掘的同类物品做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图文并重,还有大量线描图和数据统计表,是我国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出版,而侯灿先生也于2016年去世,成为其终身遗憾。
　　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宪实介绍,侯灿曾在《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完成的当年,就寄给出版社商议出版事宜未果,此后也一直在争取,这是他一桩未了的心愿。侯灿是孟宪实年轻时的学术引路人,他们在新疆共事过多年。孟宪实还记得,当年侯灿先生在整理出土墓志资料时,将其一条一条摊在床上进行整理的做法,深深感染了他。
　　侯灿与妻子吴美琳退休后从乌鲁木齐搬到成都,又来到苏州,最后两人在上海定居。侯灿去世后,充分认识《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重要价值的孟宪实,找到了有意向的出版和出资方,又联系了侯灿的爱人吴美琳找手稿,但过去的时日太久,吴美琳怎么也想不起家里有这部手稿。直到2019年,孟宪实在发表的一篇纪念侯灿的文章中再提此事,其中的细节突然提醒了吴美琳,手稿等学术资料都存放在苏州儿子家中几个大纸箱里。她随即回到苏州老房子,把尘封多年的纸箱全部打开逐一查找,终于找到了那本厚厚的手稿。这些手稿还是当年吴美琳帮着侯灿誊抄的,“因为太久没人提起,所以不记得了。”
　　终于,在迟至35年后的今天,《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话语权:　　　　　　　为楼兰考古发出中国声音
　　新中国成立前,楼兰研究的话语权基本在国外。《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编写,实际上就是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发出的最强音。
　　孟宪实教授回忆说:“我不止一次亲耳聆听侯灿先生申明楼兰考古的重要性。新疆考古对于中国十分重要,而楼兰是国际瞩目的焦点。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了,楼兰考古研究,该听听中国的声音了。”
　　虽然斯文·赫定、斯坦因的著作中都有关于楼兰的发掘记录,但侯灿主持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是价值和意义最大的一次,填补了空白,使中国学者在楼兰研究上有了发言权。在层叠的历史碎片中,更为系统科学的工作无疑能还原出最贴近真实的楼兰图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研究员认为,这本报告是难得的研究性报告,资料全面、描述准确,器物概念清晰,是此前外国人在楼兰盗掘所刊“报告”难以比拟的。　　　　　
　　这部《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揭示了侯灿先生的独特发现与判断,比如特别关注前人未涉及的楼兰城的用水问题；指出斯坦因所谓“土台”实际为雅丹地貌；清理了斯坦因所遗漏的东北小佛塔遗址,发现了五彩斑斓的佛教壁画,为研究丝绸之路南道佛教和佛教艺术的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信息；对楼兰东汉时期五铢钱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尽分析；对楼兰城址中细石器的使用进行了详尽考察,判断时间跨度很长,一直到历史时期,是对楼兰地区石器遗存的一个新的认知；对简纸文书的专门研究；谷物遗迹的发现也是斯坦因所未提及的,对研究楼兰当时的屯垦(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不同于“探险者”对宝藏的唯一兴趣,这次科学考古更关心楼兰的完整历史,诸如史前人类活动和生业经济。比如,城里的麦子标本就为研究中国小麦起源提供了新信息,其中一段小麦穗轴上还保存着一朵完整的小麦花。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许多桃核,这表明当时古楼兰地区的自然条件温暖湿润很适宜桃树生长。
　　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以报告中的多枚戒指、铜镜、漆器为例,说明了其对研究丝绸之路贸易、中国文化西传等课题都有重要价值。他还特别提及报告中出现的一枚贵霜钱币,大概是在最东边发现的贵霜币。因为贵霜最兴盛的时期相当于东汉中晚期,恰恰是汉文史料中缺少记录的,这对于研究中西交通史、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与贵霜帝国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这份报告为楼兰考古发出了中国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籍记载的缺失。”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在接受采访时说。尽管迟到了35年,却如孟宪实教授在《后记》中所言:“楼兰考古……侯灿先生主笔的这部报告,依然是最新的楼兰考古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