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曙明
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曾经获得过很多荣誉,记忆里获得荣誉最多的年份,当是一九七五年。
那年的七月二十二日,我高中毕业了,恋恋不舍地结束了四年半的中学生活。按照当时的政策,留在城里等待分配工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兄长已经留城参加了工作。于是,我便顺应时代洪流,报名上山下乡,自愿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记得在等待下乡前的两个多月间,我曾在济南卷烟厂干过临时工,岗位是在真空回潮工序打杂。那是个既脏又累,既热又呛的工种。当时的济南卷烟厂正在开展生产竞赛的“拉练”活动,由于我的吃苦耐劳和勤恳实干,在活动中被荣记“一等功”。这在几百号临时工当中,是唯一的一例。因为总结表彰会是在我下乡之后召开的,所以奖状和奖品还是母亲帮我领取的。
一九七五年,也是我参加工作之年。那年的10月10日,我来到了东阿县姚寨公社蔡楼大队插队落户,开始了两年多的农村生活。
当时的农村,的确是锻炼意志、增长知识、丰富阅历的广阔天地,不过,当年的集体化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一些学大寨先进单位,劳动强度之大很难用语言来表达。黎明出工、挑灯夜战；天天如此,月月这般；没有节假日,更没有礼拜天；即便是寒冬腊月,也要修堤垒坝,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我所在的蔡楼大队就是这样一个先进单位。我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生的,下乡时正值年轻力壮。我又是个积极要求上进的人,下乡之初就谢绝了大队对知青的所有照顾,不仅和当地青年同样劳动,而且还吃苦耐劳,处处走在前面。
我下乡那会儿,“三秋”尚未结束,天气已是秋凉,但我拉着地排车往地里送粪时,却经常热得汗流浃背,不得已就光着膀子劳动。我的“形象”被公社通讯员看到了,他在采访后,写了篇《光膀子的下乡知青》,投到了县广播站,这篇稿件播发后,我便在全县下乡知青中多少有了些名气。
当年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苦在三夏,累在挖河”。“三夏”之苦,苦在没白没黑、没日没夜的劳作时间长；挖河之累,累在从河里挖河泥,而后往岸上扔河泥,这都需要拼尽全身的力气。那年11月,公社组织青壮年劳力疏浚河道。大队原本没有让下乡知青参加的打算,但经过我再三主动请求,他们还是破例允许我参加了。那次疏浚河道虽然是在本公社辖区内,但要求却是吃住在工地,艰苦的劳作可想而知。在那次挖河劳动中,我不怕脏、不怕累的苦干精神,得到了公社领导们的高度赞扬,并让我在公社广播站的有线广播中,进行了典型发言。我由此成了公社党委为下乡知青树立的学习榜样。
过后不久,当时的聊城地委要召开表彰会,分配给蔡楼知青点一个“优秀下乡知青”名额。知青组最初推荐的并不是我,而是早我下乡一年的另外一位知青,因为别管怎么说,当时我下乡才仅有两个多月,时间确实短了些。但是,名单在大队党支部审核时被卡壳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说:“我们推荐优秀知青,不能光看下乡时间长短,要看谁表现最好。”于是,我就成为大队党支部推荐的不二人选。公社党委也同意了大队党支部的意见。这就让我们知青的带队干部和公社负责下乡知青工作的民政助理员犯了难。为此,他们特意到县知青办沟通协调后,又给蔡楼知青点追加了一个名额。我就这样成为“聊城地区优秀下乡知青”,并在不久后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上作了发言。也正因为我的突出表现,在来年5月份,也就是在我下乡插队才七个多月的时候,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当时没有预备期之规定,我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在全县下乡知青中是第二人,在同期下乡知青中是第一人。
时光飞逝,转眼已经快五十年了。记得当年我曾珍藏了很多奖状,可是如今它们都不知所踪,但每每追忆仍颇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