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昱
1909年,哈尔滨,在一群俄国警察的眼皮底下,一个韩国人杀了一个日本人。整个东亚的历史从此改变。
这场血案,就是著名的伊藤博文遇刺事件。当年10月26日,身为“韩国统监”(实际上就是太上皇)的伊藤博文乘火车赶到哈尔滨,与霸占中国东北的俄国人协商“满洲问题”。不料伊藤刚一下车,就遭到了韩国人安重根的刺杀。本就没打算逃跑的安重根随即被俄国警方捕获。伊藤博文在数十分钟后因抢救无效死亡,而安重根也在次年经日本法庭审判后,被以谋杀罪执行了死刑。
这场血案的影响是深远的。对日本来说,伊藤博文是明治时代为数不多的比较“拎得清”的元老。也只有伊藤博文,才有威望镇得住日本军队那帮狂热的战争贩子。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正是由于这位“东方俾斯麦”准确地把握了战与和的时机,使日本屡屡能在被战争拖垮前及时收手。伊藤博文的突然去世,等于为日本最终一头栽进战争深渊埋下了伏笔。
至于韩国那边,安重根的行为,则无疑为反日独立的思潮打了一针强心剂。从此开始,独立运动在朝鲜半岛风起云涌。时至今日,安重根仍然被朝韩两国共同尊为“第一烈士”,在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度里接受着共同的敬仰。
这桩陈年旧案至今仍是日韩之间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尤其是近几年来,几乎每到事件爆发的纪念日,两国都要在各自的媒体上比划两下,抬高一下自己的英雄,贬低一下对方的“罪人”。
无论安重根到底是第一烈士还是恐怖分子,伊藤博文到底是野心家还是改革家,在日韩两国大多数人的眼里,他们似乎都完全是两类人。不过,翻翻两人的成长史,你会发现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出身上讲,伊藤博文是长州藩士、安重根是两班贵族,都是各自国家旧体制中的中坚阶层。少年时代,两人都以“熊孩子”的名声震动乡里,都是在青年时代起发奋读书,所受教育也都是深受汉学影响,又都是适逢国乱弃笔从戎。甚至两个人早年写的汉文诗作,文气上也几乎完全一致。至于安重根“伏尸二人,血流五步”式反帝爱国行动,伊藤博文年轻时干得绝对不比他少,只不过伊藤侥幸未死,又去西洋转了一圈,这才从壮怀激烈的侠义刺客,变成了满怀雄心的维新志士。
刺客与被刺者之间的相似性,其实事发时就有人提出过。刺杀案发生后,与韩国同病相怜的中国人民很是激动,名流们纷纷题字、写联赞扬安重根的义举,偏偏孙中山先生题了首意味深长的诗:“功盖三韩名万国,生无百岁死千秋。弱国罪人强国相,纵然易地亦藤侯。”这诗前半段是为安重根的“义举”叫好,但从“弱国罪人强国相”起,却笔锋一转评价起了伊藤博文。此举看似写跑题了,实则是在说明二人之间难以言喻的神似。
伊藤博文“易地”后还能不能封侯,其实是很难说的。这种易地的假设,之前梁启超也做过。在《李鸿章传》中,他曾经比较过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才干,认为两人很相似,还说李鸿章更胜一筹,“若二人易地以处”,李鸿章就是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就是李鸿章,之所以两人后来成败如此分明,正是因为两人所处的环境。
伊藤博文、安重根、李鸿章,才具相似的三个人,因生于不同的国家,而有了不同的命运。日本、韩国、中国,文化相似的三个国家,因演绎了不同人物的命运,而有了不同的国运。人生与国家的不同抉择,就在这种相互的决定之中,勾勒出了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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