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云晓
知道我写了很多书,并且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或讲演,85岁的老父亲很是感慨地说:“我原来以为咱们家的坟头上不长文化的苗呢。”
用积极心理学的观点看,老父亲的话属于典型的习得性无助,即把难以在文化方面发展视为不可改变的根由。但是,我完全理解老父亲,因为他在山东桓台县老家勉强读过三年小学,因为家境贫寒,作为长子,他14岁就只身一人到青岛打工,属于农民工中的童工,一辈子当工人。
屋漏偏逢连阴雨。我年仅5岁时,29岁的母亲因为疾病加饥饿去世。后来,虽然有了一位慈爱的继母,可是贫困如乌云一样依然笼罩着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因此,我11岁之前,几乎没有看过任何课外书,更没有读过什么文学名著,倒是早早学会了上山割草、下海挖蛤蜊,成了捕鱼捉蟹的行家。
1966年的冬天,我11岁,正赶上“文革”最疯狂的潮头。我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个红小兵,跟着红卫兵去“破四旧”,多次闯入“有嫌疑的人”家里搜查,见旧书旧字画就烧,简直变成了一个小魔鬼。
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的命运。
当时,我哥哥在青岛一家厂办技术学校读中专。有些工人闹革命,把图书馆里许多书扔到院子里,准备当“大毒草”烧掉。那一年我哥哥15岁,也是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可是,他却忍受不了文学的诱惑,竟然偷了一书包书回家,有滋有味地看了起来。
我与哥哥住在一个房间,睡在一张床上,他看书怎能不诱惑我呢?于是,一个红卫兵与一个红小兵,在窗外一片造反声中,专心读起了“封资修的黑书”。有时候,为了避免被父母发现,我们哥俩还躲在被窝里用自制的手电照明夜读。
长到11岁,这是我头一回与名著亲密接触,头一回吃文学大餐。在我记忆中,这批书中有《三国演义》、《水浒传》、《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钢》、《红岩》、《苦菜花》等。几个月后,这些书读完了,我已经上瘾,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于是,我就到亲戚朋友家找书读。人家看见我这么渴望读书,只好把家里藏起来的书拿出来。记得那个时候,我看了《红楼梦》、鲁迅的《故事新编》等许多书。
虽然许多内容看不太懂,但读了太多的文学名著,美的巨浪震撼了一个无知少年的心灵。于是,从11岁开始,我痴痴地做起了文学梦,梦想当一名作家!
说文学梦拯救了我绝非危言耸听。文学梦把我从文化沙漠引向文化绿洲,把我从野蛮之人变成文明之人。因为文学是人学,所以,我虽然还是红小兵后来成为红卫兵,亲眼看见许多学生打老师,我却坚守了不打人骂人的底线。
读书与写作是分不开的。我从15岁起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今天,已经写了40多年,几乎没有间断过。我16岁开始了疯狂的文学创作,19岁发表第一篇作品。
1978年我23岁,天赐良机,我被选派到中央团校学习。结业后,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去某中央机关工作的机会,而选择了去中国少年报社做记者。理由很简单:我喜欢孩子,喜欢写作,喜欢文学。
在中国少年报社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工作成就了我的梦想。我31岁出版了第一本文学专著,33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在已经出版了几十本文学和教育的书。其中,1993年发表的关于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引发全国教育大讨论,20年后依然是值得思索的沉重话题。
回首往事,我感受最深的是,人要敢于向所谓的命运说不,不屈服,不低头,只要你拥有并且坚守自己的梦想,即使经历坎坷伤痕累累,也会获得心灵的自由与幸福。
我与哥哥一直关系很好,我视他为恩人,因为我的读书习惯是他“偷来的”。阅读已经成为我极大的乐趣和习惯。每到一个城市,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书店。我经常出差、旅行,在我的行囊当中一定会放上几本书。有书在身边很踏实,坐几天车或赶上飞机晚点也不觉得烦躁。
我愿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忠告天下父母们,其实,文学是人生之学,不管孩子以后选择什么专业,走上什么道路,阅读都能使孩子内心宁静、充实。我甚至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读书能与中小学时代相比,中小学生读书不是读是吃,吃进他的肚子里,长成他的骨骼和血肉,长出人的精神。
(本文作者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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