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祖国不许你“出柜”
2014年11月0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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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苹果总裁蒂姆·库克“出柜”的消息引得广大果粉很不淡定。有人戏言,库克“出柜”的决定,是他干的唯一一件比苹果上任掌门“乔帮主”更有创意的事情。不过,与今天牛人“出柜”被视为有魄力不同,倒回一百年以前,这种消息可是能要人命的。比如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最后就死在这事上。
柴可夫斯基死于1893年11月6日,再过几天刚好是他的忌日。说来有些匪夷所思,对于柴可夫斯基的真实死因和他的性取向,俄罗斯当做“国家机密”捂了一百年。在这期间,沙俄帝国以及后来的苏联一直一口咬定他们这位“国家的骄傲”是因为喝生水染上霍乱而死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历史文件的解密,柴可夫斯基因同性恋倾向暴露而被逼死的内幕才被公开。
俄国人为什么对柴可夫斯基的性取向问题这么当回事呢?这得从沙皇的那点小心思说起。自古以来,但凡一个政权因合法性受到质疑撑不下去了,最后一招往往标榜自己在道德上“高大上”,中国历史上篡汉的那个王莽,在被起义军弄死前,最后一项形象工程竟是搞天文观测,以彰显自己“受命于天”。同样的道理,19世纪的沙俄皇权,在被革命家们折腾得没辙的时候,唯一可说的只有自己“受命于上帝”,而在《圣经》中,“搞基”的索多玛城最后不是招致彗星撞地球了么(天火),沙皇陛下揪住这一点,玩命地迫害同性恋。在当时的俄国,你如果公开“搞基”,上街是要戴“狗牌”的,以便路人鄙视和围观之用。
在这种大背景下,已经混成国宝级大音乐家的柴可夫斯基,当然清楚自己一旦“暴露”无异于是在打俄罗斯的脸,所以他一直小心地隐瞒着自己这个秘密。但巧的是,他的同性恋伙伴刚好是斯坦博克公爵的侄子,这位爵爷又是沙皇的至交好友。因此,爵爷在无意中得知柴可夫斯基”带坏”他宝贝侄子后勃然大怒,立刻写信向沙皇告了御状。
幸运的是(或者说更不幸的是),替公爵送信给沙皇的是一位名叫尼古拉·贾可宾的律师,这哥们儿刚好是柴可夫斯基的大学同学。在得知自己这位“睡在上铺的兄弟”原来是“基佬”后,贾可宾律师做了个在他看来大义凛然的决定:为了不给母校、祖国和柴可夫斯基自己抹黑,他扣下了这封信,并在自己家中设了一个“荣誉法庭”,帮柴可夫斯基了断这桩丑闻。
由于柴可夫斯基和贾可宾的母校是圣彼得堡法学院,所以这个“荣誉法庭”召集的法官、律师和公诉人其实都是两人的同班同学,因此1893年的10月31日,当柴可夫斯基刚跨进“法院”大门时,很有些来开同学会的意思。但是这个“同学会”的决定却相当冷酷,包括柴可夫斯基在内的八位同学,在闭门商讨五个小时后作出判决:公爵的告发信将不被交给沙皇,但作为代价,柴可夫斯基必须自杀。
柴可夫斯基的自杀方式非常痛苦。为了让自杀看起来像是霍乱发作,从11月2日开始,柴可夫斯基便服用小剂量的砒霜,先是严重腹泻,然后急剧呕吐,这么折腾了四天,直到11月6日,一个曾经谱写出无数动人旋律的大脑,终于在极度的痛苦中停止了思考。
柴可夫斯基之死,是一曲比其所有作品都更加凄婉的哀歌。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在于,推动剧情发展的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出于公心,在维护道德。然而,今天我们回头再看,会发现处死柴可夫斯基的那种道德其实是荒谬而可笑的,柴可夫斯基死得实在冤枉。
讲述这个故事,并非为同性恋翻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它的排斥与迫害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从中得到的应该是一种思考:直到今天,在我们的道德律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类似“歧视同性恋”的偏见,因为这些偏见的存在,柴可夫斯基式的悲剧仍在我们周围不断上演着,那些今天看上去如贾可宾般义正辞严的“执法人”,正是众多悲剧的酿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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