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兰
解放初期,正是我该上学的年龄,哥哥和弟弟都上学了,母亲就是不让我上。说什么小妮子上学没用,不如在家帮着做点家务。
当时小学老师经常到各家动员学龄前儿童去上学,说应该让孩子成为有文化的人。什么叫文化,那时的我不懂,可我很羡慕识字的人。认字成了我心中唯一的要求。
十岁那年趁母亲不在家,我自己跑到学校,倚在教室门旁,看老师教学生认字。老师走过来问我:“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话未出口委屈的眼泪先流出来,说:“我要上学!俺娘不让。”老师说:“别哭!上学是好事,进来,我给你找个座位坐下学就行,你娘那里我去说。”
走进学校大门,我算是迈开了爬山的第一步。
想要爬上文化这座大山可真不容易,首先是我没书没笔又没纸。每天上课时老师就给我一个小粉笔头,老师在黑板上写,我就在课桌上写,写完了用衣袖擦掉,再写。就这样我学完了小学第一册。虽然没有课本,但书上的字我全会认会写了。
该换书了,母亲还是没钱给我买,回到家我哭着要书。哥哥说,咱拿鸡蛋换几张毛边纸,我给你抄一本吧。就这样我有了学文化的第一本书。
整个小学阶段我都是边干活边学习,夏天中午放学后,我就一手拿着个窝窝头一手牵着两只羊去村外路边放羊,等羊吃饱了,我再回家喝碗汤去上学；冬天每天放学后,我就坐到纺车前纺线,或帮母亲烧火做饭。
升入初中后,我才离家住校,开始了正式的学习阶段。高中时正赶上农村生活困难时期,母亲要我退学嫁人。我没同意,一分钱一粒粮没带回到学校,哭了一天。只要能上学学文化,我宁愿穿破衣烂衫吃糠咽菜。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曲阜师范学院,我很庆幸自己迈上了文化大山的山坡。
可天有不测风云,刚上了一年大学,“文革”就开始了。我亲眼目睹老教授挨批被斗的情景,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学什么!我很茫然。只能停留在这个山坡上,在此徘徊五六年。
后来,我被分配到农村中学教语文,这时我不再爬山了,而是努力助推我的学生爬山。
当时学校不重视语文课,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就经常给学生讲:语文是各门学科的基础,因为所有的科学知识都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才能应用到实践中去,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服务。
庆幸的是,我的学生有的读到硕士、博士,他们的确是上到了山的顶峰,但这只不过是文化大山的一个山峰而已。整个文化大山的山峰很多,人的一生是无法面面俱到的。文化大山我为它努力大半生只到达山坡而已,但它的奇光异彩却是我毕生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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