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碎语】
什么是“民国范儿”?在我看来,“民国范儿”的第一个特点是“纯真”。近代中国历史当中有一所独一无二的大学,就是只有七年历史的西南联合大学,但是它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造就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百五十七个两院院士、众多的学者大师。西南联大如今已经成为神话,也可以说是绝唱。我到台湾去,台湾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读台湾版的《青春之歌》——是鹿桥创作的长篇小说《未央歌》。这书我后来买来读了几页,有点儿看不下去,小说写的就是西南联大学生的生活,但小说里的人实在太纯真了,纯真得让我觉得好像有点儿失真。究竟是小说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我想了半天,发现是我自己出了问题。我们这代人经历太复杂,心思也磨砺得太复杂,人际关系更复杂,已经不能欣赏,也难以想象曾经有过的纯真年代。而那个时代的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有非常纯真的东西。战争年代前方在打仗,他们就在后方读书,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经常要“跑警报”,躲到防空洞里去,但是他们的心态非常安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他们的战场就在学术岗位上。在战争环境里面,这些学术大师写了很多经典著作。
“民国范儿”的第二个特点是“德行”。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一个著名的太太客厅。客厅主人是当年的北平知识界“女神”林徽因,她既漂亮聪明,又很有交际能力。每天下午在她的家里,许多学者、作家云集,喝英式下午茶,谈学问、谈思想,很有魏晋名士清谈和风流的气度。每天太太客厅必到的是一位器宇轩昂、风流倜傥的绅士——英国留学回来的大哲学家金岳霖,他很有智慧,幽默,其风度远在林徽因的丈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之上。有一天,林徽因沮丧地对丈夫说:“思成,我现在有个大苦恼。我发现我爱上老金了,但是我也爱你。我怎么办呢?”梁思成说:“让我想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对林徽因说:“我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自己不配你,还是老金配你,我退出吧。”林徽因很感动,就与金岳霖商量。金岳霖说:“还是我退出吧。”但他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还是让我每天下午到‘太太客厅’来喝茶。”这三位后来就成为终生的朋友。林徽因先离世,最后梁思成临死之前,叮嘱儿子说:“我走了之后,你一定要照顾好金爸爸。”这种德行既是中国古代的君子之美,也受到了西方的罗曼蒂克的影响,在他们那代人身上,中西文化中最好的德行交融在一起,形成独有的风范。
不要以为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之事是孤案,以为这只能发生在绅士身上,其实在左翼知识分子那里,也有一段著名的传奇。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教书期间,与他的学生杨之华相恋。杨之华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出名的美女,已经是有夫之妇,但夫妻感情并不好。秋白与之华去浙江与她的丈夫沈剑龙谈判,竟然相谈甚欢。最后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刊出三则广告:第一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第二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第三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当然,你可以说这些都是传奇,有后人编造加工的成分,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凡夫俗子的时代,你要编个传奇都没有了,因为没有了这样的素材,没有了这样的故事。
“民国范儿”的第三个特点,我称之为“趣味”。民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人文的、社会科学的,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风气有关。传统中国没有阶级的等级之分,因为士农工商四大阶级不是世袭的,而是上下流动的,没有等级。但钱穆先生指出,虽然没有阶级,却有流品之分。这个流品,就是文化的分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民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对流品的追求。许多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其人文修养远在今日的文科教授之上。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古典文学修养,连王元化先生都非常称赞。民国的知识分子学贯中西,融汇古今。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先生在北大开课,既有古希腊哲学,也有印度哲学和佛教,还有中国的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他的学生张岂之说:“汤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就像中国哲学,讲的西方哲学就像西方哲学,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勉强处。”汤先生提出“融汇中西”“接通华梵”,既不排外,也非复古,将中西印三大文化置于同等的位置比较研究,但不忘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本位。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这些“新派中的旧派”的文化态度。
“民国范儿”的第四个特点是“尊严”。知识分子守护的最核心价值,乃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把人视作目的,而不是工具。人最可贵的一是生命,二是尊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尊重人的生命,但更重要的是尊重人的精神尊严。前两年南京大学学生创作了一部话剧叫《蒋公的面子》,讲的是抗战期间发生在中央大学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请三位教授去吃饭,三位教授中一位是对蒋有看法的左翼知识分子,一位是清高的逍遥派,一位是很有政治欲望的保守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算盘,想去赴宴,又怕被人说闲话,因此很纠结。到底给不给蒋公一个面子,形成了一台戏。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尊严的,“天子呼来不上船”。1944年教育部给汤用彤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颁了最高学术奖。用彤先生很不高兴,对朋友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在权力面前,他是有傲气的,他讨厌“以吏为师”,看不起那些高高在上、不学无术的行政官僚,他鄙夷地说:“谁能评我的书,他们看得懂吗?”民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人的尊严和士的气节。
当我这样称颂民国知识分子的时候,有人不以为然,说难道民国没有烂人吗?你看钱钟书写的《围城》,这个三闾大学就是他曾经任教过的蓝田师范学院,不是有好多庸人、烂人吗?的确,每个时代都有俗儒、烂人,《儒林外史》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物,不都是俗儒吗?但是比较不同的时代,不是比烂,烂人任何时代都有,而是比高度、比风气。民国时期的确有很多庸人和烂人,但是那个时代有一批卓越之士,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群,最重要的是,这些“民国范儿”主导了士林的风气,让那些庸人、烂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当真小人,只能做伪君子,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有真君子在那儿,有好风气在那里,所以学界比较正派。
(摘自《何以安身立命》 许纪霖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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