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7日晚,红军渡过于都河,踏上了万里征程。
刘光沛家的大门只剩下半块门板,剩余的半块捐献给红军渡河长征。
虽然已经过去82年,但是这段军民共同谱写的历史留给当地人的记忆是深刻的,正是由于群众基础的深厚,才使得长征的第一步,走得很扎实。
文/片
本报记者 陈玮 杨飞越
不占用房间
在老百姓家打地铺
雨中的江西于都县城车水马龙,建国路十字街却是另一幅安宁的景象。有些古旧的建筑连片挨着,老人们坐在门口静静地看着书,聊着天。88岁的李米珍独自坐在建国路20号的老宅子里,见到生人来访,她笑着颤巍巍地走过来,紧紧握住记者的手,招呼着到屋里坐。
在82年前,在同样的地方,李米珍的长辈们,紧紧握住的,是红军的手。
1934年10月7日起,中革军委先后下达命令,要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秘密、隐蔽撤离战场,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又称“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红章”纵队)一起到于都县集结。其间,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都在于都境内休整。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群工部副主任肖婷婷对记者说,于都位于中央苏区中心腹地,境内没有敌人的兵力,便于来自长汀、兴国的红军部队集结。
然而能够让长征顺利迈出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民心”。“这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曾经于都县90%的土地都掌握在地主家里,百姓获得田地后,与红军的联系更加紧密。”
肖婷婷说,当时不少于都百姓腾出房屋,让集结的红军住在自己家中。其中,就包括李米珍正在居住的宅子。
这座清代的宅子有十几间屋子,李米珍的儿子刘光沛曾听太爷讲过,当时家里住了四五十个红军,断断续续从1934年10月16日一直住到20日。“他们一直在家里打地铺,不占用我们的房间。”
10月17日,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即贡水、贡河、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部队集结于都期间,各军团进行了兵员、武器弹药、粮款的补充。据肖婷婷介绍,当时在于都扩充红军达万余人。刘光沛的姑父也在这时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中。
刘光沛还记得小时候听姑姑刘淑芬说,她把姑父送到于都河边,告诉他自己已经怀了孕,姑父凝噎着半天,握着她的手说,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回头,一去不复返。
上百块渡河门板
只有一块没回来
雨后的于都河笼罩着一层浓浓的雾气,遮住了河岸的边际。在河岸东部,一人多高的石碑上,书写着“长征渡口”。
1934年10月17日晚开始,中央红军分别从于都河的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渡河,标志着长征的开始。
于都县罗坳镇鲤鱼村坐落在一个山坳里,拐了几条细长的山路才到达。一排排高低不同的砖房错落着建在山坳里,村民们挑着扁担,来往于田间地上。16岁的熊桂娟看到记者在寻找渡口,她主动走上前,说:“我带你们去吧。”把裤腿一挽,走进了田埂。
渡口是一条开阔的河面,与东门渡口不同,这里没有一座桥可以跨过去,村民们仍然需要绕道,才能到河的对岸。
虽然绕道有些麻烦,但熊桂娟觉得,这个渡口是一个让她作为鲤鱼村民自豪的地方。她听老奶奶讲过,在82年前,于都河最宽的水面600米,水深达1米至3米,红军渡河面临着极大的天险,需要架起浮桥。当时各家各户都把自己家的门板捐出来,送到河边,一个套一个送红军过河。鲤鱼村的文书熊小平说,当时送出去的门板,只有一块没有回来,其他都送回了村民家,那一块没回来的门板,照价赔偿给了百姓。
“奶奶曾看到过河船在河中间翻了,一船的人都死了,红军渡河,那得是需要多大的勇气。”熊桂娟眺望着平静的渡口说。
肖婷婷说,那时候,百姓自发把草鞋、粮食给渡河的红军送去,站在河边送他们最后一程。今年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陈罗寿听母亲说,当时送别父亲时,母亲连夜做了20双草鞋送到石尾渡口。据相关统计,仅在红军出发前的5月至10月,于都人民贡献出粮食79390石,相当于全县30万人口3年的口粮。
在渡口,于都人民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着“什么时候回来”,他们以为,只要胜利了,亲人战士们就会回来,可是战争是残酷的,跨过这条河,于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时,只有277个活着回来了。
红军长征离不开
百姓的支持
74岁的李明荣已经从贡江卫生院的内科医生岗位上退休,从1日一早,他就等待着记者的到来,甚至推掉了朋友的宴请。怕记者找不到,他一直守候在农贸市场门口。
农贸市场与于都河只有一条马路的距离,每次眺望,他总会想起父亲所经历的送红军渡河的故事。
当夜幕降临,架桥完成,红军的渡河开始了。1934年10月16日傍晚,李明荣的父亲李声仁及父辈摇着大小20条船,按照与红军的事前约定来到了岸边。不一会儿,从稻谷地里就走出部队来了,部队是有纪律的,他们行军过程中不说话,只听到沙沙沙的脚步声。
“我父亲回忆,当时船上装的人多,船吃水很深,阻力很大,船篙使不上劲,我母亲在船尾摇船橹。几个小时的劳动后,没力气了,肚子也饿了。不能生火做饭,怕被敌人发现,父亲抓一把生米就着水送下肚去。”
因为不能打灯、不能大声讲话,为防止船相撞,李声仁就靠竹篙声、船橹声来判断船与船之间的距离。他们还制定了行船的路线,装人的往下,空船往上,这样就不会相撞。“第一天是在鲤鱼村摆渡,第二天晚上在石尾村摆渡,连续两个晚上都是这种情况。”
送完红军后,一位年长的红军招呼李声仁他们几个在河滩上坐下。“大家辛苦了,太谢谢你们了,红军不会忘记你们。”然后掏出20个银元,李声仁和父辈们推辞不要,红军说这是纪律,非要他们留下不可。
17日到21日,每天傍晚5点到次日清晨5点渡河,都悄悄地进行着,包括李声仁在内的上万名劳力,共同完成了这场渡险。肖婷婷说,当时800多条渔船参与运送红军,征用百姓的门板,拿不回来的,红军都一一给了赔偿,甚至耽误李声仁等渔民渡船的工时费,也都算了进去。
而于都的人民牢牢地守住了这个秘密,直到渡河一个月后,国民党才得到消息。熊桂娟听老人说,那时村民们特意相互嘱咐不要透露红军渡河。而李声仁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追捕,顺江而下,从贡江到了赣江,到了太湖县、石安县捕鱼为生。直到解放前夕,才回到家乡。
长征的第一渡,8.6万人成功转移,此后突破四道封锁线,向着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肖婷婷说,于都县30万人守住了红军渡河的秘密,红军长征离不开群众百姓的支持。这是最大的胜利,也是给当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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