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自闭症少年雷文锋的非正常死亡,在社会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对此事件,民政部终究不能安坐如山,已于近日急电各地民政部门,要求对救助管理机构站外托养等工作进行检查整改。
电文纵然是“特急”,却也追不回雷文锋已经夭折的生命。公众在哀痛之余,更希望民政部能及时向社会发出权威声音,答疑解惑,而不要只想着把这个事情了于内部。
雷文锋之死之所以能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此事关系一个自闭症少年,还在于由此暴露了很多令人震惊的“救助”黑幕。在高墙铁门封闭的练溪托养中心,是否存在伤寒、肺结核、梅毒、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有多少人已经身染重疾甚至死于非命,政府给予的补贴究竟补给了哪些人,很多类似问题至今都没有清晰答案。即使自言“我们有责任”的县长对于“49天死亡20人的”说法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模糊地表示“死亡率比较高”,这显然不能满足公众的关切。
民政部以“特急”的方式电令各地民政部门检查整改,显然已经认识到雷文锋之死不是“个案”,练溪托养中心也不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所以需要各地拉网筛查。但是事已至此,单纯的自查自纠既不能解答公众疑惑,也很难从根本上铲除“救助致死”的制度之弊。当年,孙志刚之死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唐慧等人的劳教案加速了劳教制度的终结,冤屈的灵魂终究得到了告慰。而雷文锋之死已经全面暴露了临时救助制度的种种短板,此时正需要民政部门及时站出来回应公众关切,听取各界意见,然后决定临时救助制度的何去何从,绝不能报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以低调的方式处理此事。
社会救助信息关乎公民切身利益,与此相关的舆情热点出现后,民政部门有义务及时做好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遗憾的是,雷文锋事件发生之后,各媒体鲜有民政方面的权威声音,即使这一纸“特急”电文也是媒体以非常规的方式看到的。无论是救助站,还是托养中心,这几年都被媒体暗访到了很多严重问题,一些原本应该是充满温暖和关爱的救助场所充斥着暴力和冷漠,成为流浪乞讨人员闻之色变的“黑监狱”。这算不算系统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需要民政部门深刻反思,而不是特事特办,一办了之。
无论如何,只要一个自闭症少年的死亡事件疑点重重,就不可能平息舆论的愤懑,也不可能做到“下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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