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刘玉堂版本的幽默,自然也喜欢作家本人。常在一起坐坐,聊聊,听他拉京胡,听他口音很重的家乡话。关于刘知侠先生夫人的一个段子,就是从他那里听说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玉堂先生军旅作家的文名就冒了出来,回到家乡后更是一发不可收。1988年春天省里开作代会,玉堂先生是代表,从下边的沂源县赶过来开会。开会空闲知侠先生夫人刘真骅女士四处打听找他,见他就说你就是刘玉堂吧,知侠想见见你。刘玉堂就有了点小激动。毕竟人家是名家,《铁道游击队》那是当年妇孺皆知,誉满华夏的大作啊。当年为见见到沂蒙山跋山水库体验生活的刘知侠,要跑大半天路。
知侠先生当时刚刚从省文联、省作协的领导位置上退下,在南郊宾馆的一个房间里等着玉堂先生,起身握手,接着真骅女士问吸烟吗?玉堂先生没客气,抽!真骅顺手从宽大的外衣里掏出一盒中华来,递给他一支。玉堂先生熟练地划着火柴点上就吸,可真骅女士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一盒宏图烟,淡红皮白底边烟盒,自己拿出一支,也点上吸。玉堂先生顿时觉得一股暖流传遍全身,他没有想到知侠先生夫人会这样招待他。“中华”烟当年一块三毛二,一般人抽不上,属于特供的稀缺物品,有钱也不一定能买上。“宏图”是青岛产的地产烟,很普通,一般人都抽得上,价钱五毛一一盒,比“大前门”略贵一点。
我小时候没有见过“中华”,村里顶高级的烟也就“大前门”,是招待贵客用的。大部分喜欢吸烟的人抽的都是九分钱的“生产”和“大众”。到了一毛五的“金菊”和“玉菊”,至少得是个生产队长了,我家的烟多半是“金菊”,一小部分是“泉城”。两毛二的“泉城”和三毛六的“金鹿”很稀罕,有的话也不舍得抽,是留着待客的。
西街上有位姓柳的人家,主人叫柳井久,是城里回乡养病的工人。他是重工业的八级半工,工资一百二十多块,比县委书记都高,养着一家七口人,还都穿的确良衣服,嘴唇上天天明晃晃地泛着油光。他长得有些像日本人,见过和李向阳打交道的那个老鬼子,就不用看他,私底下都喊他酒井。他家的院子很齐整,四四方方的,没有三角八楞,院墙上还都用白灰泥了,耀眼地亮。红大门,门楼都是用红砖垒的,下面下着闸板。平常关着门,街坊没人去,不过去也进不去,狗进去都费劲,闸板严丝合缝,连耗子都过不去身子。
在乡下没有抽独烟的人,除非那些“死孙头”,还有“老绝户”。大家抽烟,就是旱烟也都散,不管几个人,都要一个不落地散一圈。
酒井家里烟多,各种牌子的都有,他家还有带着锡纸的“大前门”,但他家的烟一般不散,散也很讲究。普通社员只能给“生产”和“大众”,生产队长就给“金菊”,大队干部可以给“泉城”,碰上他有事求村里,也能给“金鹿”。“大前门”肯定是留着招待公社干部的,街坊邻居抽了他的烟也憋气,有的抽完烟还骂他。
酒井骑的是一辆一百五十三块六的“金鹿”自行车,他家里还有辆小轮的“飞鸽”,就是能正着蹬,也能倒着蹬的那种,回蹬的时候链条哈哈拉拉地响,听了就觉得很畅意。他怕别人借,就把后架子卸下来,光剩一个挡泥瓦,没法驮东西,也就断了别人借车用的念想。酒井出门也喜欢揣两种烟,一种好的,一种孬的。
他有次从城里赶集回来经过坝上,遇上了邻村的大背头书记,赶紧下车说话,然后递烟,是“金鹿”。可掏遍了所有的兜,就是没有火柴。两人正尴尬着,他的后邻居,老实巴交的钢生正好过来,他拦住钢生借火,顺手从另外的兜里抽出根“玉菊”来,扔给钢生。钢生没接,烟掉在地上,却一步上去就抓住酒井的自行车,要往河里扔。嘴里还不停骂着,说酒井是个畜生养的玩意,你太瞧不起人了,谁稀罕你的烟!不是大背头书记拦着,酒井的自行车肯定会葬身河底。钢生不解气,还强行把他兜里的两盒烟,都翻出来,撕烂扬到河里。嘴里还狠狠地说着,叫你抽!我叫你抽!
酒井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啥,依旧是他的老样子,像是现在的接待办主任,严格按规格办事。后来,我也接触过不少城里人,专抽一个牌子的烟,抽烟的时候不散烟,就自己抽自己的,也没有觉得有何不妥。再说,人家也不接别人递过去的杂牌子啊。不过也很少听说出门要带两种烟的,打发不一样的人有更多的方法。
真骅女士的两种烟和酒井的多种烟,放在一起说,成为新版关公战秦琼。说不清道不明,不知是哪跟哪的事,也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后来还知道知侠先生定居青岛后,专门腾出房间接待业余作者,好吃好喝好招待,被大家称为“国际旅行社”。他的“中华”是温暖的,他散的是春风,至今玉堂先生心里热着。酒井的烟如寒流,抽了心里发凉,让人很久缓不过劲来,抽他根烟心里能结冰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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