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夏
上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刚粉碎不久。党中央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但“文革”所造成的“文化沙漠”现像仍未彻底改变。
当时,我在济南出版办公室工作,跟新华书店属一个单位,在一个楼上办公。办公楼的一二两层,是书店的门市部。透过这一文化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文化沙漠”的荒凉景象。
那时,尽管我们楼下的门市部在全市为最大,但出售图书的种类和数量却少得可怜。记得一楼门市部两面靠墙的书架上和玻璃柜台中,除了醒目地摆着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外,别的书很少。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彩色塑料封面的八个样板戏结集,随意地填补着各处的空间；而小说类只有号称“一个作家”的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摆上柜台。二楼主要是卖画,但称得上艺术的画作一幅也见不到,墙上挂的,柜台里摆的,除了红底黄字的大幅标语外,就是八个样板戏的彩色剧照。别的还有什么?我至今搜肠刮肚也想不起来。
正因为当时各种图书遭禁,许多青年人想读书却无书可读,因而知识贫乏,有时难免闹出“关公战秦琼”之类的笑话。
记得有一位农村青年,想买套《西游记》,但到处都买不到,百般无奈,他灵机一动,便写信向该书作者求助。因不知道作者地址,便将信寄到书店,让书店代转,收信人赫然写着“吴承恩同志收”……这位天真的读者还不知道,吴老先生已在地宫里躺了400多年,天大的本事也没法给他签名赠书啊!
还有的读者到书店买书,买不到不说,有时还会受到知识浅薄的营业员的嘲弄。有这样一件事让人哭笑不得:有一位读者到书店想买一部《红楼梦》,年轻的营业员一听,就教训他说:“什么红楼梦白楼梦的,好好读读‘红宝书’(指毛主席著作)就行了,别净做白日梦了。”那读者一脸困惑地反问道:“你不知道四大名著吗?”营业员更加不屑地答道:“我们这里只有‘三大名著’:《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即所谓‘老三篇’),‘红宝书’中都有,背都背得出来!”这种事在今天听起来十分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并不稀奇,人们也都见怪不怪。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初,图书市场有所好转。当时不但四大名著等文艺书籍已经开禁,出版社也开始出一些知识性读物。但毕竟是春风乍暖,僧多粥少,刚解冻和新出版的一点书刊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记得当时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一种叫《文化与生活》的知识性刊物,非常受欢迎。每当刊物到来,书店的门前便排起长长的队伍,为买一本刊物甚至等上几个小时。其他图书,如外国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希腊神话》《斯巴达克斯》等,本国的鲁迅的作品,也陆续摆上了书架,但却很难买到。
在书店门口排长队买书,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以至挤破大门、挤碎柜台的事时有发生。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人们的求知欲望是何等强烈,图书的供求矛盾又是何等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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