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7年10月,刘延广在剧场演出。
▲ 刘延广在中国农村文化工作会议上演出。
我打小就跟着爷爷钻书场,听了故事就回学校讲给小伙伴听。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就成了学校小名人。一打下课铃,同学们“呼”地都跑到我班里来,围着我听岳飞、秦琼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有时候上课铃打了,大伙儿也不愿离去,老师想上课都进不来。
年少时我一心想上大学,但家里生活困难。作为老大,为了供两个弟弟读书,我初中毕业后便没再考学,选择了下海说书。最初我在海晏门租了几十条板凳落地演出,一晚上就能挣四到六块钱。这可是大钱,那时一个鸡蛋才两分钱。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粉丝”们凑了钱帮我在南门盖了一个简易书棚,取名“延广书场”。那时评书颇有市场,演出时书场里不仅凳子上坐满了观众,就连地上也全是人,根本走不动。棚外也围满了观众,甚至比里面还要多。观众为了能听得更清楚,在书棚上抠了许多窟窿眼儿。
后来我去了历下曲艺队,一晃到了六几年,国家开始提倡说新唱新。我初中毕业,有文化能看小说,市里便重点培养我说新书。改革难免伴随阵痛,我原先说旧书时观众满座好几百人,一下子改说新书,让我傻了眼。那时在百货大楼东邻可容纳四百来人的中型曲艺厅里,开着六个电扇,连售票员共十来个人在那里服务。我往台下一看,竟然只来了三个观众。这仨观众都不敢抬头看我,我硬着头皮说了一会儿,有一个观众起身走了,我心里开始打鼓。这时,又有一个观众起身说:“小刘,别说了。”也转身离开了,原来这俩观众是一块儿的。说场新书,最多能来十来个观众,空园子的尴尬劲儿让我连饭都吃不下去。
我咬着牙坚持说了一年新书,到了1963、1964年左右,旧书一概不允许说了。济南听书的观众多,没有旧书听了,只得听新书。由于我早说了一年新书,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时我的观众们都回来了。
相较于旧书中的才子佳人,新书来源于生活,更接地气,要说得逼真、活灵活现,观众才会买账。那时说书竞争太激烈,人家睡觉的时间我都不敢休息,通宵苦心钻研。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开始创作演出《燕子李三》。起先我是把现成的一部六万字小说《燕子李三落网记》改编成了评书,随后的几年,通过去各地采访,搜集民间故事,我边说边改,最终形成了近三十万字的评书。
那时公安类型的评书很少,要想说得像,必须得深入实践。李三被抓时是什么情景?我专门请教了刑警队员,刑警抓住犯人,将其摁倒在地的一招一式,我都学了一个遍,回去后在家反复练习,这些动作用在了演出中很出彩。
在燕子李三的故事中,李三被审了好几次。为了解审判的情景,深入揣摩李三被审时的心情,我和其他两位同事特意联系了刘长山派出所,专门去旁听了一场已经结案的审判。当时,我们三人身着便衣,被审的这名已判死刑的犯人刚被带出来时,看到我们仨人,吓得往后一闪。后来我才得知,原来犯人把我们错认成了法院的人,一般法院来人身着便衣,这意味着很快就要行刑了。这时犯人的内心是很害怕的,这个细节也被我运用到了演出中。
为了广泛搜罗李三的故事、传说,我还特意跑到李三的老家禹城小李庄采访。李三弹跳力特别好,小时候就蹦得高、跳得远,喜欢上墙逮猫。成年后,他的反侦察能力特别强,坐不留根。他坐着时必须面朝门、靠着窗,腿从不放到桌子底下,保证站起来随时就跑。这样生动的细节都是从乡亲们的口中听来的。我还接触过当年缉捕李三的旧警察,他们告诉我,上司让他们逮李三,他们便成天在街上转,其实根本不敢逮,他们最怕碰到李三。为啥?对方武艺太高强了。
广泛汲取着民间的营养,李三的人物形象在我心中日趋丰满。我在南临沂体育场里说《燕子李三》时,观众达上万人。用乒乓球台在偌大的体育馆中央搭个台子,四周围满了观众。
我三十六岁那年,去郑州参加了中国农村文化工作会议,我的成名就在这里。我一去才发现,侯宝林、马季、常香玉等全国好几百号名演员齐聚一堂。头一回见这种世面,人家都是大皮箱小皮箱,而我没住过高级宾馆,那时家里也穷,连毛衣都买不起,外面罩个棉袄,里面就穿了个小褂,提着一个印着“济南泉城”的帆布兜。
小组开会发言时,曲艺同行们听说我在山东能把新书说到体育馆里,很吃惊,让我介绍经验。我说,评书要与时俱进,把大书改成小段,就像单口相声一样。扣子紧,有悬念,包袱多,自然能吸引住观众。
后来我被选上参演这次活动的一台晚会。我哪见过这种场面,以前在剧场说书没有麦克风,就是把收音机里的喇叭抽出来对着嘴,很原始。而这次来了一二十家电台电视台,好多又大又笨的摄像机,让人看了就害怕。我上场前紧张得一个劲儿出汗,前后跑了十一趟厕所。坐在我旁边的刘兰芳看出我不太对劲,鼓励我说:“延广,沉住气。你书说得那么好,害怕什么,没事!”等到喊到我的名字,刘兰芳拍了拍我,我就像踩着棉花套子一样上去了。
“上场如老虎,下场如绵羊”。我当时表演的是自己创作的《虎口夺盐》。作品中汉奸的形象被我表现得鲜活生动,台下掌声不断,我一下有了信心,越说越精彩,“游击队化装的日本人把汉奸抓住,往回一扽,连背心带肉皮都抓住了。”“哗哗哗”又是一阵掌声。
一晃几十年过去,我在新书中融入了很多心血,也经历过评书的辉煌。评书这门艺术,要想说得好,需要很深的文化底蕴,要博古通今,得下一番苦功夫。过去说评书的是一帮文人,而不是艺人,他们一肚子学问,能写历史,讲故事。而如今,能说大书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了,想到这些,我很心焦。希望国家能花大力气,选出好苗子,把这门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范佳 整理)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