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出版家宋英
2017年07月26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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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勋
  1952年1月,宋英调任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8年后任山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直到1972年下放。作为共和国山东省第一代出版家,他在该领域辛勤耕耘、筚路蓝缕、开拓进取。笔者作为下级与之共事达十余载,世态纷扰,往事如烟,有不能忘于怀、释于心者,长夜梦回中时或陡然袭来。今据零落的记忆碎片,略陈数端,以待识者。
  宋英1920年生于山东莒县,1938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滨海时报》编辑、《大众日报》记者、《滨海农村》副总编、《渤海日报》第一副总编等。作为一个年轻的老报人,他明白,一个出版团队,必须有一批高水平的编辑。山东人民出版社建社伊始,为培养编辑队伍,宋英在编委会上提出,每周五下午为法定业务学习时间,请山东大学童书业教授来社讲《周易》和《先秦历史文化》,请路大荒先生讲“蒲松龄生平及其著作”,请安作璋教授讲“中国古代史”,请朱复戡教授讲书法篆刻艺术,请省委党校李景春副校长讲“中国哲学史”,并安排编辑人员到高校旁听深造。
  周五下午专家讲课,会议室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印象最深的是童书业教授的课。那时,童先生五十余岁。冬天,先生身穿长棉袍,外罩一件褪色长衫,脚下却是一双半旧的高腰胶鞋。最惹人注目的是长衫腋下纽扣上,一条半新手绢,出门时由夫人打个结系住。据说他讲课中常用手绢擦口水,擦完随手扔掉,讲课继续,手绢丢向何方却浑然不觉。夫人为了保住手绢才发明了这套革新手段。他讲起先秦文史口若悬河、如数家珍。没有讲稿,面前连巴掌大的纸片也没有,而其讲课内容逻辑严密、表达精确,博大处上穷天日,幽微处不弃细末,就连遣词造句也无任何瑕疵。当时没有录音设施,如能记下,应是一篇不需任何字词修改的完整论文。童先生的文史造诣、丰厚学养和其他诸先生的精彩讲课,都令我辈受益终生。
  宋英当时还提出,青年编辑每年给予2个月下乡、下厂时间,深入实际,练笔写作。这在当时的出版界是绝无仅有的。1957年春,笔者受惠于此而去了微山湖。
  我生长在山区农村,没有见过陆地上有这么一湾连天碧水。我在湖上生活了近50天,结识了一群十多岁的放牛娃子。这年春旱,山地上寸草不生,唯湖滨洼地水草丰沛,各村都来放牛。我那时还是个大孩子,与放牛娃很快打成了一片。自己淳朴、野性的童年经历,和眼前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无缝对接,于是冥冥中孕育了小说《微山湖上》最初的胚芽。回单位后下放农村,劳动之余开始酝酿这篇小说。那时并不理解什么写作技巧,只是把那些充溢着莽撞、调皮、无畏、进取的情节毫无遮拦地移到纸上,而且不懂什么条条框框,无知者无畏,可以放开手恣意挥洒;更拜清澈、明净的微山湖水所赐,我的那些未脱稚气的文字,得到了湖水的滋润所带来的原生态韵致和来自湖光山色的灵性,得以化平庸、藏愚拙,意外地获得了好评。出版不久,即获全国儿童文学征文奖榜首,外文出版社通知出版单位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将出版英、法、俄、德等13种外文版。此后不断再版,至“文革”前总印行约60万册。长影厂、西影厂均要改编为电影。
  刘少奇曾化名胡服,跨津浦路,越微山湖,由苏北去延安参加“七大”,渔民中流传着少奇同志在湖上的一些传说。笔者如实写出,因而“文革”中该书被打成“毒草”,此前种种均成泡影,刚印出的法文、越南文译本也全部销毁。
  十年阴霾后,我调往作协从事专业创作。2015年10月,借拙作文集(6卷)出版之机,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和明天出版社为我召开了创作60年座谈会。我在发言时表示:此时此刻,内心最为感激的,是老领导宋英先生。是他当初下乡练笔的决定,使我领略、结识了素昧平生的微山湖,有幸一睹湖山芳容,才有了《微山湖上》这部小说。小说坚定了我以儿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信心,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1961年9月,由省出版局联络省直文化机构、专家学者,成立“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下设编辑室,宋英亲任主任。蒲松龄著作繁多,除《聊斋志异》外,另有诗词、骈散文、俚曲、戏曲、杂著等散落民间,从未刊印,总字数远超《聊斋志异》,新的抄本、藏本、断章、残篇也不断发现。宋英对编辑室提出以下要求:首先是搜集选抄资料,辨伪存真,谨防鱼目混珠。其后是校勘、断句、标点和注释,抄本中错漏颠倒、张冠李戴之处,必须穷究细察。有些抄本,文句没有断开,大部分文稿没有标点,著作中有许多方言、俚语、掌故及难懂的语句。以上种种,都需专家考证解决。工作虽然庞杂艰巨,但工作人员群策群力、各尽所长,经过数月夜以继日的奋战,成果初见端倪。
  当其时也,“文革”的脚步已悄然逼近。当首部选本的校勘、注释、选目告一段落,即将签发付印时,接获上级指令,工作立即停止。前期大量繁重、复杂的劳动,瞬间付诸东流。从民间各地搜集的散篇、佚文、断章、残片,经过复制、抄录,一一编号归档,或藏书橱,或置案头,半年来视若珍宝,一瞬间沦为“毒草”,当作粪土垃圾尚嫌不足,后竟沦为大批判的靶子。
  举目回望,时过境迁,即使后来者愿意重新来过,历史也不会慷慨地给予第二次机会。损毁的资料无法重生,出版《蒲松龄全集》之奢望已经永难追寻,只能成为镜花水月、一梦南柯。出版家宋英和中国近代文学史这份永远的遗憾和伤痛,或许只能归之为天意?
  宋英从省文化局(厅)长位子上退下后,牵头组建了山东画院,并任首任院长。省内许多文化人是他的朋友。著名画家于希宁几次与他携手外出,饱览名山大川,参观时每有所得,总是信笔记下,抑或轻声吟哦。宋英于旧体诗词根底深厚,但他离休后最为钟情的却是书法。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为《宋英书法选》序言曰:“细细揣摩,寻其来龙去脉。似乎初工率更,转益谷长,得趣汉简,汲笔章草,增采幼安,最后皈归于虔礼之景福。可谓择善有方,汇精博融,允为当代之一家。”
  我与宋英,工作时并无多少交往。后在牛棚劳动、下放锻炼时,却常苦中作乐,以背诵、研讨古诗文消磨时间。宋英博闻强记,《岳阳楼记》《滕王阁序》等,能够倒背如流。有时为一个字词争论,相持不下。后经查对,多是宋英踏实准确,而我浮泛失察。于是相对一笑。日积月累,遂成文字之交。
  天赐善缘,晚年两家竟搬入同一社区。宋英虽年事已高,但除左耳重听、行走不甚方便外,身体尚健。我每次前往,总说他年过95,百岁在望,是出版局、文化厅第一寿星。有时也说点民间八卦,他只静听微笑,并不呼应。但他总是与我并肩坐在同一长沙发上,一只大手紧紧握住我一只手,直到离去之时方才松开。掌中温馨直抵心扉。
  倍感遗憾的,是他突于2017年1月悄然离世,我竟无缘送他最后一程。年届97,已属喜丧;但百岁人瑞,盛典未圆,亦憾事也。
  他当年精心呵护之出版事业,已由一茎葱绿小苗,长成参天大树。面对此情此景,当年的第一代开拓者宋英先生,虽阴阳隔阻、幽冥路歧,亦当于九天之上,悠然怡然,发出轻轻的、会心的微笑吧。
  (本文作者曾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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