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茂
朋友中高级知识分子居多,每当与他们谈起父亲,似乎都有很多话要说。人们常说父爱如山,虽然父爱深沉蕴藉,但也给人沉重的压迫感。我的同龄朋友中,与父亲关系紧张的居多。在他们眼中,父亲总是固执、不善于沟通、不懂得表达感情的人,在处理与儿女的关系上简单粗暴,家长作风明显。但在他们心里,父亲也有另一面,勤劳善良,正直诚实,大多是性情中人,有着不自欺也不欺人的美好品质。
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不近人情型,父子关系形同水火；一类是纵容溺爱型,父亲为了儿子可以徇私枉法,甚至不惜杀人。小时候喜欢看章回体小说,也喜欢听评书,看传统戏曲,发现正面人物对儿子狠的居多,比如岳飞杖责岳云。最接受不了的桥段是辕门斩子。儿子犯了军法,罪不至死,做统帅的薛仁贵居然喝令刀斧手把薛丁山推出辕门斩了,最后经人说情,免了死罪,但活罪难逃,还是要打一顿板子。长大后我想,辕门斩子也许有作秀演戏的嫌疑,表现的是一种姿态,并不是真要杀儿子。这其实是一种赌博,是赌有面子的人会说情,最后体面地借坡下驴。要是在场的人都奉行军令如山的游戏规则,父亲赌上的也许就是儿子的性命。辕门斩子纵然是作秀,也不合人情,是反人道的。现代社会有完善的回避制度,一个人犯了罪过,连普通亲属都不能参与处理,何况父亲!这是为了防止徇私枉法,也是奉行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父亲判儿子死罪,在现代社会,于法于情,都无法让人接受。
反面人物对儿子则一味纵容,不讲原则,包庇袒护,养虎为患。比如高俅的儿子高衙内迷恋林冲夫人,当街调戏,还要强奸霸占。高俅不仅不阻挡儿子的荒唐行为,还指使陆谦等人设计陷害林冲,搞得林冲刺配沧州、家破人亡。严嵩、严世蕃则是父子开店,权倾一时,狼狈为奸,专权祸国,最后搞得天怒人怨。严世蕃被判死罪,严嵩本人不仅白发人送黑发人,还被削职为民,最后寄食墓舍,凄惨地死去。
中国人有一句话——棍棒底下出孝子,或者说“严父出孝子”,上述故事似乎就是为了验证这个道理而存在的。问题是无论哪一类父亲形象,其实都是不健康的、不能效仿的。
古代文艺作品中的父亲,不仅控制子女的私人生活,还介入子女的社会生活,虽说艺术作品是虚构的,但也有现实的影子,同时对现实中的父亲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健康的父亲形象应该是怎样的呢?
近百年前,鲁迅先生在《新青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中观点耐人寻味。“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鲁迅眼中的父亲是利他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但并不是一本正经、满脸严肃的,因为鲁迅还讲“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我父亲爱好传统戏曲,喜欢听评书,他是一个脾气古怪、急躁暴烈的人,不仅与母亲经常吵架,也与儿子关系紧张。进入青春期后,我基本不与父亲说话,有事请母亲转述。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行为方式,我与父亲从不在一个频道上,我们往往说不了三句话就会吵起来。我主张宽容,认为要包容别人的错误；父亲主张斗争,对他认定是错误的决不宽容；我认为人应该多反省自己,学会心理调节；父亲则认为应该反省的是别人,因为老子说得都对。父亲经常一个人在家生闷气,看不惯的总想说、总想骂,好好的一顿团圆饭,往往在骂声中失去了意义。父亲常常得罪人,但得罪人的父亲常常像一个犯错误的孩子,总是怯怯地悔过,但是下次还这样,于是就在怕得罪人与总是得罪人之间摇摆。了解父亲的都知道他是性情中人,他正直有担当,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能吃苦,肯为家庭付出。但时代变了,人也要变,这是父亲无法理解的,他属于他那个时代。父亲文化浅,没读过多少圣贤之书,也没读过现代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书,不懂得怎样修身养性、调适心理。他不明白性格可以改变,屡屡以“我就这样”来为自己的臭脾气开脱。
与很多朋友一样,我虽然与父亲关系紧张,但与自己的孩子却相处和谐。父辈性如烈火,有时口无遮拦,但我们却懂得控制情绪,信奉“君子不出恶声”的理念。这一方面源于我们所受的现代教育,另一方面源于相对生活稳定,可能还有父辈参照的警示。我们不再认可棍棒底下出好人,信奉以理服人,顺从孩子的天性,尊重孩子的选择,不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孩子身上。当然,问题也来了,我们对孩子总是严厉不起来,偶尔也会没有原则,放任自流。从这个角度看,父辈们仍然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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