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
赵月斌 著
东方出版社
《沉疴》是一旧作,写于1999年。投过一次稿,无果,便搁置下来。没想到十七年后,它才公开发行,成了一本招摇过市的新书。
这本书所写的都是旧事,二十多年前,乃至更远的几十年前,已经过去的事。这些事发生在我的老家,发生在我的家人、我本人身上。尽管小说家的话不足为信,不过我还是得承认:这一切都是真的。当然,我所说的“真”有其时间限制——二十年前的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想到的就是那个样子,当时的看法和想法只能那样。所以我放弃了小说家的想象力,老老实实地当了一回观察者、记录者,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出了《沉疴》。
那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亲人的死亡,我不仅亲眼看到了病重的爷爷痛苦万状的样子,也看到了爷爷的病、死产生的巨大冲击,原本一团和气的亲情关系瞬间倒塌,亲人们反目成仇,乱成了一锅粥。现在回过头去想,应该是爷爷的死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大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接受爷爷缺损的现实。
如今,爷爷离世已二十年。自他死后,又有更多的病故和非正常死亡:外祖父病死,二奶奶病死,四老爷病死,二姑夫病死,四姑夫病死,北京姑夫、姑母病死,大表哥服毒自尽,二舅割腕自杀,舅姥爷自缢身亡。他们的死成了活人的背景,我们就是在亲人的死中活着。2013年8月31日,奶奶病故,享年九十岁。因为她的死,我打算重写《沉疴》,我想写奶奶活着的二十年,写我们活着的二十年,写写我的父亲母亲,写他们辛苦遭逢的大半生。因此,这次出版的《沉疴》大概只能算是半部书,另外半部尚在设想中。
一个写作者把作品的底细和盘托出大概并不明智,可我还是愚蠢地讲了一通大实话,甚至有意点明了和书中人物不太吻合的称呼排序——有细心的读者发现其中的矛盾,或者就当成了一种障眼法。然而对于《沉疴》而言,哪里用得上什么障眼法?我要做的不过是破除一切障碍,尽可能地切近与我休戚相关的现实。小说的主体尤其是非虚构的上卷,如今回头去看,好像每个人都栩栩如生,每件事都历历在目,连我也找不出哪些内容原是蓄意编造的。
重新校读清样时,常为那时的作者惊讶,他怎么会记下了那么多转瞬即逝的细节,怎么会注意到那么喧杂的方言土语,又怎么有那样的耐心爬梳那些不起眼的日常,琐屑,乡俗?反正,假如让我重写一回,肯定再也写不出这样的质地和感觉了。旧作重读的下场就是这样,它没让你悔其少作,反让你多有艳羡,足以说明人活到一定程度,便不再有所增益,而是一点点损耗,最后只剩一具可怜的臭皮囊。
如此一来,不免感到莫大的危机,突然感觉到,《沉疴》从来就没写完,故乡的那个村庄,那些亲人,仍然经历着命运无常生死轮回,而我,尽管早已是远在五百里之外的异乡人,也还是和故乡丝缕相连,时不时地就要回到它的“场”,成为淹留其中的一分子。从前总希望摆脱它,现在,却又在心里暗自接近它。
书出来没多久,我回了趟老家。老家的院门朝东,隔着一条常年干枯的河沟,对岸就是家族的林地。看到林里多出一座新坟,坟周几个花圈,歪歪斜斜,尚未朽坏。一问方知,神嬷嬷故去了!
这位神嬷嬷在《沉疴》里出现过,就是那位神通广大的“姨奶奶”。虽然小说里的姨奶奶另有虚构的成分,但是写她自然会以我知道的神嬷嬷为原型。神嬷嬷是我本家婶子,当年爷爷奶奶就常去找她下神。以前,神嬷嬷在我眼里纯粹就是骗人钱财的货色,现在却不这么看,老巫婆本来就要装神弄鬼的,假如没有这个角色,谁来为人们解难消灾?村民们又该怎样求告神明?
《沉疴》中的姨奶奶是一个几乎没有正面出场的小角色。小说出版后,才发现有一个以她为主角的短篇被我遗忘了,假如将其收于卷下,或能增加一点神秘气息。我对神嬷嬷的态度,已由无情的批判转向了理解的同情。
这种转变不仅是对神嬷嬷。当年写出《沉疴》初稿时,我想的是:生活不应该是这样,他们怎么能够这样活?现在每当回到老家,我的想法是:生活就是那样,他们本来就该这样活啊!所以当酝酿再写故乡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对它的不满和指摘,只想老老实实地贴近它、呈现它。
那个小村庄,河已干枯,庙已无存,人一茬茬老去,可是埋着祖宗的林地仍在那儿,那里有过万千和我同一姓氏的魂灵。或许冥冥中就存在一种说不清的“量子纠缠”吧,在我中年之际,才意识到故乡的时空可以无限大,我对它的认知也才仅是皮毛。如今时兴的是“到世界去”,文学的书写和传播也在忙着和世界接轨,我自知没有那么有本事,不如就踏踏实实“到老家去”吧,把老家那点子事写出滋味来,把身边的亲人乡邻写出活气来,把那些正在消亡的世风民情保存下来,或许还能打开一扇小门,发现一片未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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