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亲脑子开始遗忘。忘了吃饭,忘了抽烟,忘了干活。过了八十五岁,喜欢满山溜达,溜达够了,一个人孤零零蹲在街头。因为他耳朵失聪,没办法跟人交流。
他蹲起街头来,没有了时间概念。眼盯着一个地方,一动不动。一只鸡在面前觅食,他把目光落在鸡身上,鸡不动,目不转。鸡走了,目光还在原来的地方。太阳毒辣得把门口烤成了火炉子,父亲没感觉,仍旧那么坐着,仿佛眼前的这个世界与他无关,他也不在这个世界。你不叫他吃饭,他不知回家。从父亲木然的表情,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婴儿状态。
问他过去的事情,他茫然地望着你,一副针攮不进、水泼不透的麻木。比如,爹,你在国民党部队的机枪班,打日本鬼子一次能撂倒几个?他无动于衷。你继续问他,他仍旧不知所云地看你。看了不知多长时间,他忽然说,我什么时候闭上眼睛呀?弄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后背唰唰的,如爬行了一条蛇。
医生说,老人得了老年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病,俗名叫痴呆症。这就是说,父亲不但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也生活在无知的岁月中。每每看到父亲如个孩子的模样,大小便常常拉在裤裆里,裤子整天湿乎乎的。母亲被折磨得十分疲累,有时会说上一句,你个老东西,真不如瘫痪在床。这可好,能动能走的,就不会自觉地吃喝拉撒睡,我不知哪辈子欠你的?
父亲当初扛够了活,正好国民党军队来抓壮丁,父亲便跟着走了。一走五年,不见音信。台儿庄战役,他被炮弹炸掉了半截胳膊,拿不起枪杆子了,便背着铺盖回家了。
父亲虽然残了一只胳膊,却成了家里的整劳力。家里分了五亩地,全靠父亲一人管理。叔父和姑姑念书,爷爷从来不喜欢种地,挑着个担子,沿街卖针头线脑,乡间叫他货郎。
除了摆弄五亩地,父亲抽空就帮村里的军属们干活。耕地播种,锄地,割麦子,砍苞米,一只胳膊照样顶得下来。春天送粪,他不能推小车,便用骡子驮粪。父亲左手握锨柄中间,半截右胳膊拢着锨柄后尾儿,一铲一送,一大铁锨土粪进了驮筐。不用十分钟,两驮筐满满的。喊一声,走啰——骡子驮着粪,进了地,站下。父亲站在骡子一边,肩膀一扛,左手一掀,驮筐里的粪便撒到了地里。左手轻轻一提,将粪筐清干净了,赶着骡子出了地头。
第一年,父亲种了五亩苞米,每亩打了一千二百斤,他成了村里的种粮高手。
父亲到了成家立业的岁数。奶奶多次托媒人给父亲找媳妇。可人家姑娘一打听,便不同意了。多少次,父亲独自一人在地头吹口哨,他把愁闷撒到田地里,把心里的苦楚吹给麦子听,吹给花生苞米听。有一个人听见了,那就是我的母亲林大梅。
林大梅16岁入党,在县大队当卫生员,枪林弹雨里不知救过多少伤员。这样的林大梅嫁给了父亲,震惊了所有的村人。母亲就是母亲,做什么都惊天动地。在后来的日子里,母亲如一把大伞罩着父亲……
见母亲如此劳累地伺候父亲,我们兄妹只好轮流回家,帮着母亲。
好在我退休了,时间充裕,伺候父亲,除了需要耐心外,一切都不成问题。
老年痴呆症,是我们的家族遗传。爷爷晚年得过,大伯、二伯得过,到了父亲,依然没有逃过。想想自己的未来,我不免有些担心,怕走父亲的老路。医生说,要防止老年痴呆,用脑是最好的锻炼。我干了三十多年语文教师,如今退休了,手有些痒痒,加之医生的提议,自然喜欢上了写作。一写,还真有那么点意思,隔三差五在报刊上发个豆腐块。随着题材的枯竭,我开始翻开家族的历史记忆,不知深浅地舞弄起了大部头。
可是,我动笔晚了,父亲这座材料宝藏封闭了,他那心灵的大门,恐怕是永远关闭了。
那天,夕阳西下,西边的天空一片殷红。我和父亲闲坐在院子里,父亲满脸红晕,望着西边的天空出神。
跟着父亲的目光,我也欣赏那少有的胭脂般的天空。多好的生活呀。我为生活在如此环境里骄傲,为此时的幸福而沉醉。我情不自禁地拿着一根草棍,在泥地上写了“中国”两个字。
父亲低了头,看我手动后留下两个字,他脱口而出:中国,中国!声音苍老,仿佛从深山里穿越而来,带着历史的沧桑,也有一股惊喜。
我惊呆了,父亲并没有完全失忆。他还记得曾经认识的字。
我把地面抹平了,又写了他的名字“牟天秋”三个字。父亲盯着我手中的草棍,等我写完,他又喃喃自语,听不清说什么。他望望我,疑惑起来,好像在向我发问,你写的啥呀?
我又写了“爹娘”两个字,父亲看看,竟然顺利地念出了声!
我再写其他的字,他低头望着地下,无声无息。
我又重复写下“中国,爹娘”四个字,父亲又跟着念出了声。
父亲那仅存的意识,只剩下了“中国,爹娘”,其他都随风而去了。
我不禁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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