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舆论场比较热闹。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这些事件中,都有涉及当事人的职业标签被提炼出来。
不能否认,确实总有一些职业,比如以“育人”为职责的教师,所受到的社会道德期待之于一般职业相对更高。人们希望某些职业群体承担相对更高的道德责任,也并非完全的苛责。但是,很多事件中的当事人对规则和道德的突破,其实更多触碰的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底线,他们也并非以职业身份介入事件。那么,将公共道德与职业道德混为一谈,并且指向对整个群体的定论,其实有失公允。
在事件传播过程中,过于突出当事人的职业,甚至由此对该职业发出感叹,显然容易造成一种误伤,由此可能带来对整个职业的污名化。更关键的是,任何职业被污名化的后果,都需要整个社会来承担,而不仅仅是某个职业群体。
包括突出当事人职业身份在内的“标签先行”现象,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网络传播的内在规律使然。但一些标签格外受到“青睐”,能够一次次击中舆论的“痛点”,背后或许还有着某种社会集体焦虑在发挥作用。社会的某些权利焦虑,在突发性事件中被放大,从而转嫁到具体的当事人,并由此上升到对整个职业的“负面”联想。
没有哪个人能够为整个行业代言,不能将个人的不当表现动辄上升到对职业群体的“定性”。在这种标签思维下,职业角色与公民角色形成了错位,作为公民的道德要求在职业标签的掩盖下隐身了,事件的普遍性教训和公共意义反被稀释和压缩。
因此,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在对公共事件的围观中,多一点就事论事,少一点标签先行,殊为必要。区分公民身份与职业身份,明晰个人与群体的界限,既是正确围观公共事件的“美德”,也是一种必要的能力。(摘自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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