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链接了我们对英雄的向往
2018年01月16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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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斌
  谍战剧的精神和价值基点,无一例外建立在忠诚和信仰的基础之上。《风筝》自然也不例外。但这一次,导演兼主演柳云龙对信仰的刻画,让人物走出了一条异常坎坷却让理想光芒四射的道路。该剧对于谍战剧在思想高度和艺术类型上的表现与探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可以说,这一只永不断线的风筝,链接了我们对英雄的向往。
  谍战剧虽然人物关系看似复杂,但核心的冲突反而比较单纯,通常体现在敌我双方的对立中,但《风筝》却设定了一个与此不同的极端复杂和多元的冲突情景。我党潜伏在敌人心脏18年的高级谍报人员郑耀先(代号“风筝”),不得不披着心狠手辣的军统六哥的狼皮,人称“鬼子六”——因为只有“比军统更军统”,才能在敌人的心脏立足。在不断有同志死在鬼子六手上的“事实”面前,不知其身份的我党地下力量反复通缉追杀鬼子六。这样让观众颇为惊奇的反常故事情节,将郑耀先置于三方力量间,并进一步落实在“风筝”和“影子”对垒中。忠诚和信仰的考验,已经不主要来自敌人,而是自己人,或者说来自历史命运的考验。郑耀先最大的恐惧,不在于生死,而在于死后被永远扣上屠杀同志的“鬼子六”的帽子。《风筝》要回答的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因而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探求色彩。
  郑耀先在接受潜伏任务的那一刻,实际上已经背负上了永世不被组织认可的可能。这就是说,无论做出了多大贡献与牺牲,自己都有可能化为尘埃永埋黄土,且被同志永远误解。这种献祭充满了难以救赎的悲壮。
  郑耀先的大部分人生无时不处在生死的危境中,且要面对错综交叉的真假情感。《风筝》充分展现且张扬了情报人员这一特殊职业和群体的复杂交错和难以言说的人性世界。“我是谁”的问题不仅是郑耀先的终生难题,也是所有情报人员共同的难题。
  但如果仅仅如此,该剧则难免会滑向历史虚无主义和相对论的泥潭。《风筝》分明在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人性和情感纠葛之上,那不可混杂和抹杀的,依然是无比深沉的信仰。这信仰,造就了屏幕上的英雄,升腾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峰值。也许,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和体会这种信仰的力量,但《风筝》对信仰的推崇却仍然链接了世俗对英雄的向往,带给这个群体中大多数平凡的个人以超越性的怀想。
  相比《暗算》,《风筝》的故事构造其实比较冒险。柳云龙的谍战剧,向来并不以场面和行动化的情节取胜,而在于敌我双方智慧的对垒,习惯的是斗智不斗勇,需要依靠情节编织、影像表达和心理能量的不断螺旋积累形成爆点。这种特点,更适合《暗算》这样人物、时空和情节都相对集中的故事,在环环相扣的发展中不断形成高强度的情节和情感的双重聚焦,以叙事黑洞吸纳观众的理智与情感,把他们牢牢绑定在自己叙事的轨道上难以离开。《风筝》的故事,则具有较大历史跨度,从抗战胜利、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形成空间的几次转移,从山城到延安再回到山城等地。同时,在人物关系的设定上,处于多方力量拉扯中的郑耀先在不同阶段和时空环境中要面对不同的矛盾,这不得不让剧中的戏剧冲突聚焦不断转换,观众的观剧心理也要不断重新对焦。
  尽管《风筝》仍存在着种种问题,但这不妨碍它成为近几年来比较出色的谍战剧作品。该剧对人性之上还有信仰的表达、对情报人员特殊人生和世界观的呈现、对谍战剧情一贯的考究以及制作的精良,都使得越来越走向偶像化的谍战剧寻回了一些它应该有的质地。可以说,对于《风筝》以及今后的谍战剧,信仰的线不会断,艺术创造的线不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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