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戈
近日读了赵昌文教授和朱鸿鸣博士的《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一书。该书借鉴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话语体系,论述如何看待并处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待中国五到十年经济前景的问题。作者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从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等方面,来分析经济增长的绩效。
该书认为,后发优势的强弱取决于技术与产业相对差距的大小。根据笔者的观察,虽然受到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但是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依然保持较强的韧性。产业升级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逐步让位于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加工贸易也逐渐被一般贸易出口超越。传统出口行业的竞争优势虽然不断削弱,但新竞争力正在形成。当前中国出口增速的下降与国际需求的低迷以及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有着较大关联。同时,中国出口的规模经济优势短期难以撼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并形成巨大的规模优势。诸多产业的制造加工等环节,在我国都已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上下游及相关配套系统。生产许多产品,都能够在很近的距离、很短的时间内,很方便地找到配套设施和资源的提供企业。短期来看,“可靠性和速度比价格更重要”这个优势,其他发展中国家或难以替代。
该书提出,体制可改革性,甚至比改革本身更重要,体制可改革性,既不是体制可调整性,也不是体制多变性,而是具有实质性的、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的能力,是体制革新的力量远大于体制僵化的力量。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全球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但在通向发达国家的道路上,仅有几个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体制的可改革性。在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各种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金融法制等软设施的改善,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大力推进,如果缺乏体制可改革性,那么比较优势就难以发挥。中国在这方面,即使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当今最具可改革性的国家。中国当前进行的国企改革、户籍改革、金融改革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等等,都在稳步推进,并将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提升释放更大的能量。
在解决了怎么看的问题之后,该书还从实践层面解决怎么办的战略战术问题:坚持增速阶段论,以短期换长期；打好歼灭战,彻底治理经济污染；推动创新导向型改革,建立创新导向型的报酬结构,增强企业纵向流动性,发展亲市场的国有经济,从而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塑造有效政府,依靠有为干部。同时,作者的视野宽广,并不局限于国内,提出要在全球视野下坚持持久战:利用全球化的力量发挥比较优势并维持体制可改革性；妥善处理大国关系,避免受到“修昔底德陷阱”阴影的影响；推动中国的“再制造业化”,实现“高也成,低也就”；全球包容性发展,并以此实现中国经济的高效、健康和可持续的增长。由此看来,《持久战新论》一书在坚持《论持久战》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不仅系统地论证了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增长的发展规律,阐明了持久战的总战略,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在经济工作实践中——应该如何辩证地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制定切实可行的战术。这是一般经济学术著作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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