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稚庐
老济南曾有几种五行八作之外的畸形行当,光怪陆离,源远流长。他们为了糊口,不惜自卑,低首下气,藏在民间底层的阴暗角落里自生自灭。如今想起,不禁悲悯。偶拾一二,以窥当年市井生活之一斑。
从前,离吾家不远的汇泉寺,住着个绰号叫陈麻子的“花子头”,从东门里到北城一带的乞丐都归他管。“伸手大将军”及其夫人若要在他的地盘上乞讨,须经他恩准才行。花子们乞取的铜钱及千家饭要供奉他一份。每季他得孝敬“吃旮旯老虎”(当地警察)一部分。他也有“任务”:如每年寒冬腊月倒毙街头的饿殍归他殓埋。乞丐之间斗殴由他摆平。偶有偷窃的,他要发威惩处。老年残疾花子,他就配一流浪童丐,沿门托钵,俨然祖孙落难。几此种种,不一而足。
平日陈麻子在家坐收渔利,只有每年腊八以后,他才“御驾亲征”:身后带两个二土匪似的乞丐,其中一人挎个柳条篮子。讨要重点是大小商铺、高宅富户。那时,以东门里大街来说,车马辐辏,阛阓繁盛。铺子栉比,多是殷实买卖。每到一处,身后的两个乞丐便声音嘹亮地喊道:“掌柜的,发财呀!”陈麻子则站在前面“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只赔笑脸打躬作揖而已。约定俗成,这时节大铺子要打发他二角,小铺子一角。莫小看一角钱,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可兑换铜元23枚上下。一个烧饼3枚,一斤猪肉32枚。岁尾的乞讨,他能肥吃肥喝到端午节。中国有句俗话“要饭三年,给个知县不换”说的绝不是饥寒交迫、转乎沟壑者,而是陈麻子之流。
某年,华昌布店的老板外出,由他儿子值柜,少不更事,仅施舍了陈麻子10枚铜元,他称谢而去。一会儿,来了个白发苍苍的老乞丐,还是个瘸子。一屁股坐在店门槛上,叫道:“大少爷呀,你行行好,积积德,给一块钱吧!”少掌柜一听很诧异,骂道:“呸!你疯了,张口一块钱,不怕闪了舌头。”老花子突然咋呼起来:“看热闹的这儿来!”立马围上几个闲人。瘸子不慌不忙,从破棉袄里掏出块半头砖来朝自己头上猛砸去,顿时头破血流。旧时忌讳甚多,大腊月里最怕摊上“血光之灾”,少爷大窘,后由保长出面,讹了华昌八毛钱去。显然“热闹”的导演是陈麻子,自诩“穷出来的见识”。我少时犹见他蹀躞于长街幽巷,侧目而视也。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文学家郁达夫寓居杭州时,曾感叹道:“我对于平时杭州人家那一种做寿做喜的铺张耗费,一向是不赞成的,尤其是那一种只重仪式不重实际的恶习惯。”岂止杭州,济南也如此。且不说缙绅富商,就是普通小康之家每遇红白喜寿事,无不讲场面、摆阔气,增光露脸,宁奢勿俭竟成风气。大操大办,得有人伺候,以供差遣。于是有了“长班”这一特殊行业——专到事主家去做“临时仆人”,济南人俗称“场子上的”。长班不同于一般仆人,他能识几个字,深知“礼数”,各样情形,事事明白,最会察言观色,否则便不克胜任。故干这行业,也要拜师学徒。他们为讨主家欢心,低三下四,老爷、太太、少爷、少奶奶、大小姐、小少爷总不离口。宾客来了,敬茶、奉烟、摆席、上菜、斟酒、打扇、收拾桌椅等都是长班的活。若接了丧事,送讣闻、摆祭桌、上供、烧香、挂挽幛、制哭丧棒、穿孝衣、架孝子、提拜垫等都得干。忙到晚上,才轮流在厨房角落里吃些酒席上撤下的残羹剩饭,喝杯冷酒……昔年,家长带我赴过几次红白喜事,长班给我的印象是蔼然可亲,非常勤快。办喜事时,一支烟工夫能将花堂布置得花团锦簇,桌头、椅披都是红缎绣花,一派喜气洋洋……可长辈们却蔑视他们,也不仅是身份卑微,我曾听一位老者说,他们狡黠、势利、看人下菜碟、见钱眼开等,这是不是“一篙打翻一船人”呢?我怀疑。
记得清人笔记里有一则故事,可发一噱:历来不少行业有“祖师爷”,如木匠祭鲁班,梨园界祭唐明皇等。京师某会馆中住一士子,他发现长班每年的某日也奉祀祖师爷,唯祭拜时关门闭户,不让外人见。士子好奇,终探窥出秘密,原来牌位上竟写着“中山狼之神位”,可算把长班骂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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