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倾城
能有书房,是多么奢侈的事,但我得惭愧地承认:我的书房,正在渐渐变成……储藏室。
文青大抵都读过伍尔芙那篇著名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说的是女性写作之难,难在得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外加一年500镑的固定收入。简·奥斯汀从来都是在厨房的桌子上写,人一来就收起来,带着点微窘的笑意说:“只是在二寸象牙板上写着玩儿。”言下之意是不值得誊抄在珍贵的纸上。
我在多子女家庭长大,何止没有自己的屋子,小时候连一张自己的床、自己的衣柜都没有。初高中后才有自己的抽屉,也是为了放试卷用,没有锁,任何人都可以拉开——当然我也可以开他们的。
那时候读到郑逸梅、包天笑之类的民国文人,说到书房、园林、不被打扰的时光,简直有一种“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自惭形秽。尤其是鲁迅的书房,还是在楼上,他工作的时候,老婆儿子都只能呆在一楼。
大学起我开始慢慢淘书,周末在旧书店一蹲一下午,为的是有限的资金如何最优化处理,无限的文山书海怎么淘出金子来。每次搬砖一样搬一堆书回来,积书成塔,书就这样在我家长住下来。
姐姐们渐次出嫁,我写得小有名声,家里重新装修的时候,我爸专门为我度身订造了六个书架。我一直记得他仔细地量书的高度,把每一排的空间算得极其精准,保证书放进去绰绰有余,上面又不会有多余的空白。
那段时间我很阔,稿费相对于当时的书价,让我很容易就能一掷千金,我大量地买、大量地读。我每天浸在我的书房里,没事的时候,哪怕看看书脊,好像也多知道了些什么。爱花的人,只是闻到花香也是一种安慰。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买家具的时候其他的我都不关心,就是一定要买通天彻地的一面墙的书架。选的黝黑色,与全堂家具都不搭。但我固执地认为:书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收到的赠书慢慢多了起来。从前有人来我家,问:“你的书都看过了吗?”我会有点不高兴,觉得这是一种无心的侮辱。那之后,我得承认:“不,我自己买的我都看了。”不是我主观挑选的书,我不负责。
也是那之后,我不怎么送书给人了。我不看赠书,相应的,别人也不会看我送出去的书。秀才人情一本书,但自来好书如好女,把好女子明珠暗投,把书送给不看书的人,都是糟踏。
我买书的步伐已经极大地减缓了,但我的书还是有增无减。爱书人都有饕餮之心,只进不出。这本书三年不读了,拿起来翻翻:内容还是不错的,兴许哪天还会读；三十年不读的书呢?更不舍得扔了,那里面有写在字里行间的记忆。
爸已过世,我又回到老房子住。我的靠墙书柜垮了一层——是我的错,它好看,但不是实木的。爸的书架还屹立不倒,但他没想到,现在的书已很少有32开大小的了,至少也是大32开,只能平着放在格架上。
我收藏了国图的网站,有了Kindle,要查资料的时候,更习惯用百度。我还看纸质书,但这主要是出于一种阅读习惯。我看着书房里一天一地的书,一开始内心会有焦虑感:还有很多书,我没有看过。后来就漠然了。
有些书我为它们放生了。我在微博上做过“赠书”活动:有意来函,自付快递费,我就寄个四五本出去。我每年把孩子不再看的绘本、教辅书整整齐齐叠好,放在路边,也许会有一位家长赶在清洁工来之前经过,挑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呢。话说我有好几种不同版本的《小王子》《飞鸟集》《爱的教育》,我都只留了一本,其他的散出去了。
但即使这样,我的书房也越来越像一个储藏室了。为了孩子学习方便,我把电脑移到卧室,相应的,在书房的空地里,我放了健身车、鞋柜、打算捐出去的衣服。我隔几天才进出一趟,把看完的书放回去,找出要看的书。
很难找到一段完整的时间,在书房里静静读一本书。我读书的地方往往是:接送孩子的地铁上、等在孩子培训班外的走廊上、孩子入睡后的电脑前。苏东坡说过,看书的三个地方是厕上、马上、枕上。到现在,地点有异,性质不变。
我是劳碌在外的人,书房是我的大好河山,每本书都是山清水秀又一村。我拥有它们,像帝王拥有全世界的疆域。
每天忙于治理国家的帝王,也会偶尔想:等我退休了,我会饱览大好河山吧。
嗯,我偶尔也这么想:等退休了,要把我书房里的书都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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