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济南后坡街树形枝杈的末端有一道小门,那道门有多小呢?用一道缝形容它绝不是贬低,与周围恢弘的门楼相比寒酸得可怜。它根本就不是门,是在一排平房中辟出半间,前后洞开,打通的一道小门,既无门楣又无门扇,谁都不注意它。一旦走进这个门洞,眼前豁然开朗,这里竟藏着三个院落,姑且称它为11、13、15号。典型的“里”的格局。再仔细看,它不同于忠恕里中式的布局,三个院落三座别墅式的套房被青砖高墙圈起,大院套着小院,巍峨壮观。我搬进去的时候,铺着青石板的大院里埋着六根木桩,桩上拴着铁丝,不时有人家将大批浆洗的被面搭在上边晾晒。这个豪华的里衰落成了百姓人家。
11号院住着余大哥,长我七八岁,自然不是少年的玩伴。我们真正推心置腹是在他坐上轮椅之后,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的故事了。那天,他从医科大学宿舍摇着轮椅来找我,陪同前来的是艾菊嫂子。时光雕塑着我们,甫一见面,竟有隔世之感。
11号院门首种植着一棵夹竹桃,每到春夏,就开出粉红色的花,镶嵌在竹叶般碧绿的叶子中,煞是好看。那花没有香气,便想凑近了去嗅,余母总是警告:不要动它,这花有毒!我便想,大概好看的东西总是有毒的!
余大哥不似一般上班的人早出晚归,见他时要等到周六傍晚。他推着一辆落满尘土的自行车,两肩上也是尘土,整个人像是从沙尘中钻出来的,精疲力尽地走进家门。他是名牌大学生物系毕业的高材生,在长清一家皮鞋厂任供销员,所以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生物系培养的学生都是做皮鞋的。周六是他回家团聚的日子,舍不得坐几角钱的长途汽车,便踏着自行车从长清县赶回。年轻的余大哥又黑又高,站在我们面前便是一座塔。大概他也不愿意穿那种廉价的皮鞋,总是闹着要归队。他的“归队”就是调回到自己的专业口。上世纪60年代是个动乱的年代,最时髦的行为就是给别人扣帽子。余大哥就被扣上了不安心革命工作、见异思迁的帽子。又深挖,挖出他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公子,就被贴了大字报,说:余嘉音,你整天吆喝的是什么音?是公子哥的靡靡之音。
余嘉音被这记闷棍打蒙了,镇定数月,发现自己并没有灭顶之灾,倒是给他贴大字报的那小子做人不地道。于是,他也写了一份大字报,没贴到厂院里,却贴到厕所茅坑对面的墙上。大字报没人细看,但是这份大字报无论谁蹲坑都能把它看下来。没几个回合,那小子就慌了神,央求他把大字报揭下来。因为揭别人的大字报是反动行为。余嘉音说,我这靡靡之音也就配贴在厕所里,就让它在那里臭去吧!这样一闹,他如愿以偿,上级答应了他的请调,派到当地一所中学任教。大学毕业当中学教师不算离谱,可是让他教的是俄语。这位仁兄早把俄语还给尼古拉二世了,发音漏风撒气,连艾菊嫂子都笑他误人子弟。我曾斗胆向他请教某单词的读音,他说他这是达尔文生物发声法,进化了的俄语。哪跟哪呀!
就在余嘉音得意之时,他的后院失火。说是艾菊嫂子与别人有染。三个院子里的妇人凑到一块便嘁嘁喳喳。余母沉不住气了,指着夹竹桃骂儿媳妇,好看有什么用?有毒呢!
我见过与艾菊嫂子交头接耳的那个男人,瘦削,文质彬彬,神色紧张兮兮。我认出了他,就住在忠恕里一个偏院。那时候艾菊嫂子低着头出入11号,不与任何人搭讪。直到我们再次相逢,已经满头白发,余嘉音大哥才向我说:误会你嫂子了。当年他也曾怀疑妻子出了问题,两口子通宵吵闹,艾菊咬紧牙关,打定主意,要离婚就离婚,始终不肯说出那个人是谁。动乱的岁月过去,她才吐露真情,原来那个人是他们单位的党委书记,被打成走资派,思考再三,艾菊是最可信任的人,就每天与她秘密接头,了解运动的动向。余嘉音说,我身边倒没有余则成,有个翠平!我说,差不多,都姓余。心中暗暗喝道:好一个坚贞的菊嫂!
改革初年,余嘉音归队了,走进医科大学,从讲师做起,直做到教授。他教中草药学。我说,你那达尔文式的发音法还用吗?他苦涩地摇摇头:掉队了,这些年失去的太多,连年轻的教授都赶不上,我要奋起呢!然而他倒下了,近医得医,还是坐上了轮椅。我向他请教夹竹桃,问,那东西是不是有毒?余嘉音教授说,夹竹桃,被子植物门,捩花目,夹竹桃科,双子叶植物纲,夹竹桃亚科,菊亚纲,夹竹桃属,有剧毒。看来余母当年没有骗我,但是她对艾菊嫂子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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