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使团随团画家绘制了大量的中国风物画与素描。
18世纪末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但却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带回了英国,为后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记录。马戛尔尼写下了大量的公文报告、书信与出使日记,副使乔治·斯当东和约翰·巴罗,甚至一位仆从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们的随行纪实。
出使中国这一年,马戛尔尼勋爵55岁。从27岁作为特使被国王派往俄罗斯起,他已经从事外交28年了,漫长的外交生涯已经使他厌倦。不过出使中国这个任命,却令他一下子兴奋起来。“到北京访问这个工作对一个热心追求新鲜事物的人来说是太有吸引力了。因此当政府刚一向他示意,他立刻欣然表示接受。”原来,马戛尔尼勋爵是一个“中国迷”。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欧洲,每一个贵族沙龙里都会有一两个中国迷。
惊叹中国的人口众多和土地稀缺
经过九个月的行驶,英国使团终于抵达了中国海面。
乾隆盛世是中国史上的登峰造极,一直为后世所称道。为了向远人展示帝国的富庶繁荣,皇帝更是精心准备,一掷千金。那么,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传统盛世,在英国人眼中是什么样子呢?
英国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众多和市井生活的繁荣。从马可·波罗时代起,这一点就一直为欧洲人所惊叹。关于中国的人口,长期以来在欧洲是一个谜。马可·波罗说,汗八里城(元代蒙古人对大都的称呼,即今北京市)的“人数之多……是世人想不到的”。这已经让欧洲人产生怀疑,明清时传教士的说法更令人难以相信:全人类人口的三分之一集中在一个国家之内,而这个国家的面积虽然广大,也不过是整个陆地面积的十二分之一。不过英国人的访问为欧洲得出了定论:“人们给予这个国家人口数量的上限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真实的。”
人口众多的最有力证明是自然资源的稀缺。英国人刚刚抵达中国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1793年7月初,英国舰队抵达第一片中国领土舟山群岛。由于遇到落潮,“克拉伦斯”号只得在一个叫六横岛的小岛边抛锚稍停。英国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时间上岸对中国领土进行第一次的观光”,于是他们爬上了六横岛。爬过海边陡峭的石壁后,他们在山下发现了一块人工填海填出来的小平原。很显然,为了造出这块小平原,本地的居民们没少费力气。“为了防止海水的冲洗,前面筑了一条三十呎高的土堤。但这块平原的面积并不大,我们怀疑花费这样大的力气搞出这么小的一块土地来是否合算。平原上种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细。”
这就是展现在英国人面前的典型中国国情:土地稀缺,人口密布。这有点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固然人口众多,但同时疆土也极其辽阔。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随着后面行程对中国的深入,他们越来越体会到土地对中国人的珍贵:
中国的全部土地,只有极少数例外,主要是种植人吃的粮食。中国没有大的牧场,也没有专门种植牲口吃的燕麦、豆类和芜菁等等。除了皇帝的御花园外,全国很少有公园和其他公共娱乐游玩地带。中国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国没有公地。大地主们也不肯划出大块土地来不事生产而改作娱乐或者运动的场所。所有耕地从不休耕。
从上岸的第一天起,英国人就开始持续不断地惊叹中国的人口众多。使团总管巴罗说:“要说有什么令人惊叹的话,那就是人口之众多。自到达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拥到岸边来。”每到一处,大路边总是站满了看客。根据一路上的见闻,副使斯当东判断,中国的人口密度比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还要多1/3。也就是说,马戛尔尼到中国时,中国人口估计在3.5亿左右。
市井生活繁忙、商业兴旺发达
英国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紧张繁忙和商业的兴旺发达。
到达舟山群岛后,不熟悉中国海况的英国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几天,为的是等中国官员为他们寻找北上的领航员。利用这个时间,他们来到一里地之外的一个小县城——定海观光。
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定海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小而繁荣的城市。“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过较小一点……城内服装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陈列布置得相当讲究……整个城市充满了活泼生动的气氛。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须做工,无人过着寄生的生活。我们看到男人们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们在商店里购货。”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已经令英国人对中国商业的高度繁荣和中国人在人口压力下的紧张生活有所了解,后来中国的其他城市,特别是北京给他们的印象当然更为深刻。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后,使团船只继续北上,抵达大沽口。在这里,他们换乘吃水浅的中国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来到北京,英国人马上被迎面而来的商业气息拍了个跟头。副使斯当东说:“(北京东郊)铺石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商店、作坊和顾客之多,处处表现出兴盛繁荣的气象。”“街道上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装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门外挂着角灯、纱灯、丝灯或者纸灯,极尽精巧之能事。商店内外充满了各种货物。”
巴罗的记载则更加详细生动:
穿过城门走上那种大路之后,我们眼前马上就展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大路两旁各是一溜屋宇,全为商铺和货栈,门前展示着各自的独特货物。商铺前一般都竖着大木柱。柱顶高过屋檐,柱身刻着镏金大字,标明所售货物以及店主的诚信名声。
……流动的匠作如补锅匠、剃头匠、鞋匠和铁匠,卖茶、水果、米饭和其他吃食的摊贩,以及商铺门前展示的货物,把一条宽阔的大路挤得只剩中央一线。
……一切都在移动。大路两侧也塞满了巨大的人流。或买或卖,或以货易货,各取所需。众声喧哗,既有小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争吵。
外表繁荣富庶下难以想象的贫穷
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18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却惊讶地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这个外表繁荣富庶的处于盛世中的大国难以想象的贫穷。
使团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礼遇。刚到大沽口,两名中国官员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数量之多令英国人惊讶,以至于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内容。这个见面礼出乎英国人意料。按西方外交惯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是自理的。但到了中国后,他们却意外地享受到免费而且极为丰盛的供应。过于丰盛的礼物似乎证明了马可·波罗笔下中国超级富庶的记载。然而,运送食物的中国船只载着那两名官员刚刚离开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就彻底改变了英国人的估计:因为中国人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船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饥饿的盛世。马戛尔尼使团的来访有力击破了自马可·波罗以来一直流行在欧洲的中国富强说,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从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斯当东和巴罗都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中国政府高官中有许多胖子。
斯当东说,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斯当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节选自《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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