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在济南无论高第旧宅还是寒门小户,居家度日,与亲戚、朋友、世交、同事交往中,每年总免不了有“红白喜寿”应酬——送钱送物,谓之“出份子”。
那时红事多于白事,红事不仅指结婚、嫁女,还有生子满月、祝寿、贺乔迁、贺新屋落成、贺买卖开业,不一而足。白事是丧亡吊唁。如果送钱,喜事要用红纸套装好,上写“喜敬ⅹ元,某某敬贺”,祝寿写“嘏敬”,生子写“弥敬”,乔迁写“温居”,若是白事则写“奠敬”“奠仪”,这得用白纸封套。喜事也可送喜幛、寿屏,丧事送挽幛。所谓“幛”,大小如一床被面,质地有缎子、呢子、丝绸等,事后可做衣料或被面,也可保留起来,转赠他人。当年瑞蚨祥有各种幛子,红白事选的颜色花色迥异。幛子要挂在四合院天棚的四壁上,喜事幛子要别上红纸写的大字吉语,如“花好月圆”“鸾凤和鸣”,白事用白纸,上写“玉楼赴召”“驾鹤西游”“哲人其萎”等,一幅幛子大洋八元上下。
亲戚有远近,朋友分厚薄,故份子钱不一。
那时济南的小康之家,家家都有一本与人应酬的老账簿,清楚地记着相互往来的份子数额。据我翻看,普通关系喜事贺礼为大洋一元。白事从重,可能因孟子说过一句话,曰:“为送死可以当大事。”再说事主既遭大故,忝列亲朋,自当襄助,令亡者早安窀穸,奠仪不少于两元。记得我家账簿上民国二十三年七月有一栏,上记:“孙宅盟兄讣,赙壹佰元”,这是簿里最重的一份厚礼。国剧宗师杨小楼曾陪票友张伯驹唱过一出《失空斩》,甘当配角,张心存感激,杨殁,张的奠仪为三千大洋。大手笔!不愧“民国公子”之称。那么,一块大洋可买什么呢?上世纪40年代以前,物价相对稳定,一元可买100个鸡蛋,折合铜元230大枚左右,一个烧饼3枚,一斤猪肉35枚,一丈士林布九角……
从前芸芸众生中穷人居多,大都下苦力谋生,挣几文花几文,往往寅支卯粮,并无闲钱余米。可他们也有亲友,也得庆吊往来。穷人有穷礼数,如祝寿可送二斤挂面,丧事送一刀火纸,婚事送两个小镜子,取“净子”之义。贺生子满月,就在馍馍铺买十个大馍馍送上,尽管他们长年以窝窝头果腹。这些东西花钱寥寥,可对他们来说,已“竭蹶尽礼”。事主也是穷苦人,深知“礼轻情义重”,称谢不已。
家遇喜事,本当高兴,有的却犯愁,如吾家南邻有一侯家,侯老太爷年过古稀,有二子当茶房,挣钱不多,终日粗茶淡饭而已。每年老太爷生日到来,侯老太太就憷头,曾向先母说:“这不,我又得栽个跟头!”原来他们是章丘人,老人生日时,家乡会有三四个晚辈带点土产来叩头上寿。还住两三天,回去时还要“回礼”,弄得侯家人背地里“攒眉蹙额”还要装笑脸,这倒应了一句济南俗话:“有钱钱为人,无钱难为人。”
另有一类人,家里遇有红白事,竟不管新交旧好、生魏熟张,帖子满天飞。收帖人以为关系疏、交情少,为了“面子”又非送礼不可。其实正中下怀,他在“广种薄收”,多里捞摸。鲁迅先生《朝花夕拾》有云:“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婚’,‘敬请观礼’,这些含有阴险暗示的句子,使我不花钱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不十分高兴。”
三十年前,原国民党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的秘书王昭建先生,其时任省文史馆馆员,住北曾家桥街,离我家近在咫尺,我俩意气相投,无话不谈。他说,旧衙门里,应酬是家常便饭,“上峰”有厅长、局长、股长、处长、科长、长长长……凡红白事,必有两三个马屁精出来持簿敛份子,忙前跑后。因薪金不同,分福禄寿禧四个档次,最少得一元。
曹禺《日出》里写了一个银行的穷书记员黄省三,他每天不停地写,一月工钱十元二毛五,这样的人遇到应酬,只能“牛衣对泣”。
有一散曲《叹应酬》把一个小职员出份子描摹得穷形极态:“公事办完了,借债去,应酬事,须亲到。亟归家,淡饭儿刚一饱,破被儿刚一觉,黄脸婆又细把家常道,道则道,非絮叨,你薪水无多人情饶,房钱催得早,缸里棒子面渐少,这一支破锅儿等米淘,那一支寒炉儿待炭烧。且休管小儿索食床上号,怎当得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天出份子,家里典当已没丝毫。”为面子而应酬,苦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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