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脱下戏服的自己,王珮瑜也有个有趣的评价:有着老灵魂的巨婴,“我心里住着个老爷爷,不由自主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都偏老范儿,却又是个性情急躁的人。”
接受采访这天,王珮瑜是从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赶回来的。赖声川的话剧历来以“洞察人性、悲欣交集”见长,王珮瑜却想着,要让这样的先锋话剧与传统老戏结合起来。
7年前,王珮瑜与她的京剧就被印上了“跨界”的标签。这样的“融合”收效显著。原本京剧的基础观众大多是中老年人,她的《清音会》、京剧配乐赏析活动《乱弹·三月》,却收割了大量的“90后”拥戴者。“清音会”的概念来源于清末民初的“清音桌”,是当时一些京剧名家和名票的独特演出方式。如果用现代概念来划分,它更像是一个小型演唱会,与大剧场戏曲演出的区别是:清唱、不扮戏、不着戏服、依现场情况定制戏码。王珮瑜和她的团队将这种绝迹于舞台的“清音桌”,以当代的审美呈现为“清音会”,既有传统戏剧内容,又有现代舞台艺术。
而在《瑜乐京剧课》中,她又以热播剧做类比,来讲京剧知识,比如把婉约的南方戏比作日韩剧,把京戏比作豪迈奔放的美剧；说到梅兰芳和搭档齐如山时,先讲《琅琊榜》中的梅长苏和靖王。王珮瑜对此颇自豪:“我们每年十来场活动,台下一水儿年轻面孔。”
2017年新年伊始,王珮瑜开始“试水”娱乐节目。最初,网络综艺《奇葩大会》节目组向王珮瑜发出邀请,团队一琢磨,觉得这能给他们的京剧活动做推广,就应了下来。1月27日,王珮瑜梳着油光大背儿头,着一身黑底长袍,在传统老戏《断密涧》的背景音乐中登上了《奇葩大会》的舞台。她一开嗓,四位导师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在这档受众主要为“90后”的节目中,她展示了“余派”的三级韵唱法,示范了京剧中的“惊提”“怒沉”“喜展眉”,还和蔡康永唱了一句《武家坡》中的“八月十五月光明”。3月,王珮瑜又出现在热门央视综艺《朗读者》中,以“余派”唱腔,朗诵了苏轼名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王珮瑜的微博关注人数从6万涨到了13万。尤其明显的是,年轻粉丝多了。“以前老戏迷见我,只轻轻道一句:‘你好,瑜老板’；现在我的评论私信里,年轻小孩儿张嘴就是:‘要当瑜老板的女朋友。’”王珮瑜说起来,自己也是又惊讶又好笑。
王珮瑜工作室“瑜音社”的负责人吕菁,就是瑜老板的粉丝。两人同为上海京剧院团员,在2010年的一次巡演中相识,成为好友。“我之前也觉得只有老人家才喜欢京剧。我是学二胡的,常给京剧配乐,听过不少,但就是喜欢不起来。那一次听她的戏,觉得不一样了,声音特别干净、扮相俊俏,下了戏台,举手投足间透着帅气。”吕菁觉得,迎合年轻观众的不仅仅是京剧的“跨界”新形式,王珮瑜的中性穿衣风格与说话方式,也正好符合他们对偶像的需求。
但对这样的“跨界”,不管是在京剧界内部,还是剧迷当中,评价始终有褒有贬,“所谓的推广,受众是真喜欢京剧,还是只喜欢王珮瑜而已?”“再这样下去,传统京剧要被玩坏了啊!”质疑她的声音,一直没有停过。
●大师已去,还有毛猴儿
在专业领域,王珮瑜一向自视天赋甚高。比如她认为自己只能做推广,当不了老师。“学生唱不好,我不知道该怎么教,因为我学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了。”
更让同行艳羡的,是她一路走来,总有泰斗名师铺路。
1993年,15岁的王珮瑜第一次见到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子梅葆玖。那一年,演员程之为纪念父亲、京剧名票程君谋,请来梅葆玖、梅葆玥、尚长荣等京剧名家同台演出。但临演前,梅葆玥突然病了。慌乱之时,程之想到了王珮瑜,他曾在一次票友聚会上见过她。“上海戏校有个小姑娘,唱《文昭关》蛮灵的。”程之当即邀请王珮瑜来给梅葆玥顶场,唱开锣戏《文昭关》。
王珮瑜回忆演出前的“接风宴”。梅葆玖先生一见她,就盯着直看,说道:“这个小孩长得好看,像孟小冬,是个唱老生的料。”3年后,王珮瑜到北京参加全国戏校联谊比赛,又唱《文昭关》。这一次,谭元寿先生亲自为她献花。谭元寿是“谭派”创始人谭鑫培曾孙。1947年,他曾在杜月笙的六十大寿上,见过余叔岩嫡传弟子孟小冬。50年后,古稀之年的谭元寿听王珮瑜再唱“余派”老生,激动不已,“这不活脱脱就是孟小冬吗?”
王珮瑜很清楚,“梅先生、谭先生都说我像孟小冬,这比得什么奖都有用。我是个幸运的孩子。”
多年后,梅葆玖在去世前的一个月接受采访时,还评价她说:“老生唱得那么规范准确,还受过名师教导的,第一人还是王珮瑜。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她会有更高的造诣。”
王珮瑜却说:“梅兰芳、余叔岩,大师都已经离去。这个时代不会有大师了,但造就了我这样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毛猴儿孙悟空。”
●低估了社会,高估了自己
王珮瑜有一段自己坦承的“年少轻狂”期。2004年,她趾高气扬离开上海京剧院,创办工作室,自负盈亏；一年半后,她被撞得头破血流,又蔫蔫回到了京剧院。
为什么要离开?当时,刚当上副团长的王珮瑜正暗自得意,终于能排自己想排的戏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开锣戏没人愿意唱,作为副团长的她只好自己上。因为体制内演员待遇不佳,王珮瑜想改革,提出“以人为本”,让有条件的演员接大戏,一般的演员维持现状,跑龙套的演员可发一些补贴。但结果是,她不但没能冲破体制内的“潜规则”,反而引来了各种争议。
受不了束缚的王珮瑜毅然出走。但真正走出去了,她才发现,“太天真了”。“如果要归咎,败走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低估了社会,高估了自己,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贸然行动。”
那一年半,王珮瑜因为工作室的入不敷出,整宿失眠,青春痘肆虐,胖了30斤。无奈之下,她收起锋芒,重新回到京剧院,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副团长的位置没了,剧院把她晾在一旁。之前一路顺风顺水的王珮瑜只能接受,“我相信因果轮回,因为是我背叛了集体,集体也要给我一些代价,一点颜色。”
2008年,王珮瑜经历了另一件对她冲击很大的事:送走了恩师王思及。当时,她坐在恩师的病床旁,病床上的那双眼睛直勾勾看着她,旁边的心脏监视器上脉息渐弱,最后变成一条直线。那一年,王珮瑜正好30岁。怀念恩师之情翻江倒海涌过去后,她开始思考人的衰老和死亡,“30岁是生命状态的分水岭。30岁之前,我凭天赋；30岁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天赋是能用完的”。
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逼迫下,王珮瑜再一次自立门户,2010年创立了瑜音社。她很清楚,像自己这样的个性演员,在体制内总会觉得放不开手脚。“我可以认为自己是一块招牌,但京剧院在行政体制下,不可能单为某个演员服务。”然而这一次,王珮瑜走得更小心了。她没有完全脱离体制,而是小心协调着“自己的小我”和“京剧院大集体”的关系。
吕菁觉得,王珮瑜是个很善于自省的人。“年轻的时候,她因为不懂梨园规矩,在戏台上一兴奋,就唱了一段后面人的戏,惹得一位老演员大发雷霆,但从这之后,类似的错再没犯过。长大后,她第一次出走体制,撞了南墙回了头,第二次再去追求的时候,便学会了小心翼翼。”
“游走于体制与个人之间,难吗?”记者问王珮瑜。她撇撇嘴:“难,当然难。我做的事情,从京剧整个行业来说,是促进繁荣的；但对于一个系统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就是添麻烦了。我会列出自己的计划,再放到剧团大规划里,先唱好了京剧院的戏,然后再弄自己的。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妈老让我穿裙子。我就裙子穿完,里面再套条裤子,既不伤害她,也满足了自己。别人怎么看,管他呢。”
“对于现在的角色,已经适应了吧?”
“这个过程真的很漫长。很多人说我走得顺,又是得了多少奖,又是获了多少荣誉,其实我经历了太多‘不断跌倒’‘不断学习’和‘不断地重复自己’。20多岁的事没什么可笑的,我将它视为经历,既是经历,便无好坏。但如果都快40岁了,还没明白这些道理,那就是幼稚了。”
(来源: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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