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钦国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苏轼宦海沉浮,一生颠沛流离,足迹遍及大半个南中国,北行仅至山东一带,与密州(今诸城)、登州(今蓬莱)、齐州(今济南)等均有交集。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州知州,首度来到孔孟之乡,展现其政治抱负的《密州出猎》就写于此。11年后,苏轼又以登州知州的身份再度来到山东任职。
　　两次来山东任职的11年间,苏轼在仕途上遭受了重大打击,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在新旧势力之争中时任湖州太守的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在狱中待了几个月后于元丰三年(1080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1084年)获释,次年五月二十二日苏轼携全家水陆辗转到了今天的常州。苏轼本想在此休养一段时间,但六月就以朝奉郎的身份获任登州知州(七品)、知登州军州事。
　　身心疲惫的苏轼接到任命没有立即出发,直到十月十五日才抵达登州治所蓬莱,中间隔了近五个月。不料,到蓬莱仅五天,即十月二十日,苏轼又被召还京,任礼部郎中(六品),此次进京算是高升,十二月十八日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六品)。因为从登州到接到新的任命只有五天,所以人称“五日太守”。
　　苏轼在《留别登州举人》一诗中写道:“身世相忘久自知,此行闲看古黄腄。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落笔已吞云梦客,抱琴欲访水仙师。莫嫌五日匆匆守,归去先传乐职诗。”另外,他在《登州海市》序中也有“余到官五日而去”的字样,可以看出苏轼对“五日太守”一说是认可的,对在登州极其短暂的任职更是快乐的。
　　严格来讲,“五日太守”这个称呼并不确切,多半系民间说法。一方面,“太守”是唐朝及五代时期对一郡行长官的称呼,北宋改郡为州,行政长官系由皇帝任命的知州,太守只是民间沿袭旧称而已。另一方面,苏轼接到礼部郎中任命后并没有立即离开登州,而是因事拖延十天,直到十月底十一初才动身进京(汴梁,今开封)。换言之,苏轼从六月获任登州知州,到十一月上旬动身进京,其间经历了约五个月的时间,实际在登州待了约半个月,“五日太守”仅形容其任职时间短而已。
　　事实上,无论是五日还是半个月,因为官场的迎来送往、交接手续等,对一任官员而言都难有作为,但苏轼却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不仅留下了一组描写登州山水的诗篇,在民生方面也做出了令人称道的成绩,并有确凿记载。也正是这一短暂的停留,苏轼非常意外地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奇景。
　　登州治所在蓬莱,蓬莱阁是标志性建筑,在此可以看到传说中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是一种因为光的折射和全反射而形成的自然现象,一般形成于平静广阔的水面、平坦宽广的雪原或平整荒芜的沙漠,但尤以蓬莱海市蜃楼奇景最为出名。苏轼自言,“余闻登州海市旧(久)矣”,但当地百姓表示,海市蜃楼“常见于春夏,今岁晚不复出也”。苏轼“以不见为恨”。为见到这一盛景,苏轼“祷于海神广德王之祠”,竟心想事成“明日见焉”,兴奋之余写下《登州海市》这一168字的七言长诗:“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人间所得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率然有请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穷。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自言正直动山鬼,不知造物哀龙钟。伸眉一笑岂易得,神之报汝亦已丰。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这一长诗有想象期待,有景色描写,有议论抒情,有感想心得,成为描赞蓬莱海市蜃楼的千古佳作。
　　蓬莱有“山海名邦”之称,山光海色秀美壮丽,所以苏轼写了多首关于登州、莱州的诗文。除上文提到的《登州海市》《留别登州举人》外,还有《登州孙氏万松堂》《奉和陈贤良》《过莱州雪后望三山》《海上书怀》《望海》《鳆鱼行》《游珠玑崖》以及《蓬莱阁记所见》等,共20余篇。这些诗记述了苏轼上任、在任、离任期间,对登州、蓬莱等处景物的描写和对百姓的怀念,他在《过莱州雪后望三山》里写道:“东海如碧环,西北卷登莱。云光与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适冬仲,薄雪收浮埃。黄昏风絮定,半夜扶桑开。”　
　　登州靠海,有渔盐之便,民众多以海水煮盐、贩盐为业。北宋实行的是被称为“榷盐”的盐业专卖制度,“榷盐”制成为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也有官商勾结、私盐泛滥、走私猖獗等弊端。当时,登州煮盐业户称灶户,多采用出盐率较高的取卤之法制盐,《宋史·食货志》载:“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炼以海水,由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碱淋卤,十得六七。”根据“榷盐”规定,灶户所制之盐仅能卖给官方,价钱不及市价三分之一,但百姓买盐又要花高价,造成了制盐之人吃不起盐的情况。而官方收储的盐又因价格过高出现“商贾不来,盐积不散,有入无出”的情况,导致“官舍皆满,至于露积”。积存日久自然有损耗,政策又规定损耗由主管屯盐的官吏赔偿。这就出现了政府无利、百姓无盐、盐官无心等多输的最糟结果。
　　苏轼有着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为官一方便调查政务民情,即便处于“怀坎壈于时”的被贬状态,仍能“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失,付与造物”。所以,苏轼即使离开登州之后,仍惦记着登州灶户的遭遇。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进京之后即上疏《乞罢登莱榷盐状》,请求朝廷停止登州“榷盐”制度,建议采取灶户将所制之盐卖于百姓、政府从中收税之策,如此皆获其便,朝廷准其所奏,在登州、莱州两地废除实行了几十年的“榷盐”政策,实行单独的盐业政策,此项政策历代承袭,直至清末,两地受惠千年。清代盐政碑载:“苏文忠公莅任五日即上盐书,为民图休息。士人至今祀之。”
　　北宋长期与北方的辽金对峙,边境时有冲突,而登州与辽东隔海相望,当时登州海防松懈。苏轼在登州期间曾了解民情,考察海防,发现武备松弛,缺兵少将,一旦发生战争难言胜利。在上疏《乞罢登莱榷盐状》的同时,苏轼又以“朝奉郎前知登州军州事”的身份上奏《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请求“朝廷详酌,明降指挥,今后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挥兵士,并不得差往别处屯驻”,以确保登州一带安宁。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以军事起家,对北方边境有所防备,初时在登州设四指挥官,屯兵戍守,辽未敢侵犯。因久无战事,训练松懈,水军麻痹,指挥与水军被调往他处,防务变得有名无实,苏轼认为应当将兵归位,重新充实,加强操练,这就是《登州召还议水军状》里所说的“召还”之意。苏轼在任时还发现军备废弛,“兵势分弱”,导致辽国“以启戎心”,为加强备战,苏轼请求明确降旨,士兵一律不准外调。奏疏也体现了苏轼“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挽雕弓,射天狼”的政治抱负。因为言之有据,朝廷对苏轼上奏的《盐状》和《军状》均给予获准,结果百姓得利,海防巩固。
　　苏轼在登州任上来去匆匆,但政绩昭张,保境安民之举令登、莱两地百姓长久受益。百姓感其家国情怀,记其爱民之德,在蓬莱阁修建“苏公祠”,祠堂门口刻以“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对联。登、莱两州“苏公碑”上亦多镌刻《乞罢登莱榷盐状》,以供后人牢记缅怀。